圈背交椅 榆木 清中早期
黑大漆双层座面官帽椅 槐木 明中早期
侍从椅 橡木 黄铜 1953年 设计师：汉斯·韦格纳
酋长椅 紫檀木 皮革 1949 设计师：芬·尤尔
官帽椅 黄花梨 明晚清初
◎阿改
展览：识别区：中国·丹麦家具设计
地点：红砖美术馆
时间：2016年4月8日—5月15日
按照香港设计师赵广超在《一章木椅》中的说法，中国古人向来有一套“以人之体为法”、“不假外求”的度量方法，例如以大拇指的宽度为一寸，以手臂上段腕肘之间的距离为尺，以两臂左右伸展的长度为寻，诸如此类，皆体现了老祖宗彻底的“人本概念”：“‘构建整个世界’的现代建筑观点在《周礼》中有不同的看法，与生活行动最密切的是坐具，大如建筑、‘方丈’庭院，小至‘尺牍’、拿捏‘分寸’、‘方寸’大乱，都是身体的引申。”
如果赵广超的说法为确，那么，正宗的中国传统坐具，本应该是让人恨不得把屁股挪上去的。然而，以现代人的刻板印象乃至实际体验而言，中国传统的坐具又往往是“非人本”的，无论凳、椅、杌、墩、床、塌，今人试之，多半会不耐久坐——换句话来说，相当违背“用户体验”的。
这真是个要命的问题。
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在八九十年代的广东，即便是寻常之家，也有购置一套红木家具的传统。我们家买的那一套，是大理石茶几、单人和三人“沙发”组合，后者的凳面亦为大理石，靠背则分两面：夏天的那一面是藤编，到了冬天，则可将绒面软垫背板转过来。从小到大，我从未喜欢过那套家具。
说起来惭愧，那也许是我对“中式家具”的最初印象，那个印象，直到多年之后才慢慢纠正扭转——现在可以说回赵广超那个命题了：如果你觉得中国传统坐具例如某件“明式椅子”不舒服，那最可能的原因是，那本来就不是一件好的明式椅子，乃至根本就是形神俱失的糟糕的案例。
当你面对一张上乘的明式南方官帽椅——就如我在红砖美术馆“识别区：中国·丹麦家具设计”的展览现场所看到的那张黄花梨官帽椅——你可能会彻底被震惊：如你所知，你固然无法在上面找到一颗钉子，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搭脑、扶手、联帮棍、有着S型弧线的靠背乃至抹头等诸般构件，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尺度和线条，看起来都天衣无缝，完美无瑕。
我笃信功能主义和视觉审美两者本可并行不悖，因此就上述这张椅子而言，我会继续下一个论断：即便无法坐上去试一试，你也会心知肚明，那是一把极美又极舒服的椅子。
除了明式（必须是明式）官帽椅（对身材偏瘦小的南方人而言，又以玫瑰椅为首选），在我的印象中，尺寸适宜的圈椅、交椅乃至在无座的火车上退而求其次的交杌（即“马扎”），坐起来都可以舒服得很。然而，从数量和概率上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好的中式传统坐具实在是太欠缺了。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红砖美术馆“识别区”这个展览之所以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一——在红砖美术馆巨大的展厅里，中式家具（包括桌、椅、凳、案、柜、床、屏等）次第排布于廊道，而20把来自丹麦的现代椅子，则密集放置于空旷的展厅，两者遥相呼应，不禁令人思考“识别”一词的深意。
所需识别的，不仅仅是中西方两大坐具（家具）系统的样式差异，更重要的是在器物的差异之上，识别文化、制度、商业、美学以及人的行为模式之多样性，比如：中式家具多不署名。明式家具虽然受文人旨趣的影响而走向简约凝练，但创制某一款明式椅子的工匠却是不得与名的，换而言之，现代中国之前，并无“设计师”这一明确的阶层，或尊重“设计”因而以人名名之器物的传统；与之相对的，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做建筑的，做平面设计的，做工业设计的，最后设计出闻名于世的椅子的明星设计师，都不乏其人。
绝大多数中式坐具不以愉悦身体为首要目的，与“体”相比，更重要的是“礼”。中国人讲究“站如松、坐如钟”，想要松弛而放肆，最多只能求诸交椅或榻等少数品种，像现代人那样可以深陷沙发中，那是绝无可能的。无论是在厅堂之上，还是在闺房之中，按照中国古典家具鉴赏家马可乐先生的说法，不同的坐具代表不同的含义，贵贱尊卑、男女老少，都必须“坐”得其所的。相反，现代西方固然有为不同职业的人而设计的椅子，但其基本取向是功能主义的，不论最终放置何处，都需要考虑其舒适性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也许西方的椅子才是“以人为本”的。
我有一个观点不知道对不对——传统中式椅子多因袭，而现代西方椅子多创新。中式的以明式椅子为例，虽然当下有不少独立设计师和品牌在致力于“新中式”椅子的设计，但从样式来看，恐怕至今难以颠覆上佳的明代椅子。而同样受惠于中国明式椅子的西方设计师，如丹麦的汉斯·韦格纳，不管是其“中式椅”（1943年）还是“总统椅”（1949年），虽然脱胎于明式，但已明显自成一家。
本次“识别区”展览的一个可观之处，是丹麦家具部分均由日本椅子收藏家织田宪嗣所提供，这个“世界上收藏椅子最多的人”，在其1350余把椅子的收藏里，仅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丹麦名作就有约800把，在本次展览中，又以丹麦设计大师汉斯·韦格纳的经典名作为重头。
汉斯·韦格纳生于1914年，父亲是市议会议员，同时也是一个制鞋师傅和工匠，韦格纳起步于细木工匠，青年时代在哥本哈根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建筑学，日后担任过家具设计师，并在母校家具设计系任教。韦格纳几乎囊括了设计界所有的头衔和奖项，一生设计超过500款椅子，创作了超过2500张设计图纸以及接近1000件家具草图，被世人称为“椅子大师”。在本次展览上，他的若干代表作如孔雀椅、圆环椅、中式圈椅、海豚椅、旋转椅、单椅、三脚贝壳椅、侍从椅、Y椅以及上述提及的总统椅（TheChair，因1960年肯尼迪与尼克松在电视辩论上所坐而名声大噪），观众都可以近距离观赏。
从韦格纳可以绕回“识别”中西的那个命题——韦格纳之所以成为巨匠，不仅因为他本人是一个高超的设计师和细木作匠人，无论设计还是制作均事必躬亲，还因为现代主义设计思潮的兴起、包豪斯的滥觞、制作工艺的进步以及商业社会的推动，最后让他的椅子走向全世界。他并非为某一个人或阶层设计椅子，而是出于纯粹的热爱，精益求精，最后与时代合拍，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都得以在设计史上留名。
而回溯中国的传统椅子以及代表了中国家具设计和制作巅峰的明式椅子，虽然也曾经风靡朝野，并且至今在民间能找到质朴而优美的样本，但总体上它并未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而衍生出有颠覆意义的作品，也并未出现业界或公共领域公认的“椅子大师”，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更是在中西家具的“识”与“别”之后，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
今人谈及家具设计，言必“人体工程学”，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由于审美教育的缺位、经典文化“体认”传统的断裂等原因，大众审美水平不彰，家具厂商急功近利，要真的诞生一个巨匠，诞生一把让眼睛和屁股都赞叹的椅子，恐怕还任重而道远。从这一点来说，去看看名设计师们的杰作，去感受历史高峰中的椅子，或许正是红砖美术馆这个展览值得被推荐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