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魏松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和另一位同伴韩适被沈阳军区派到了上海学习。
“文革”是周小燕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她不能开口歌唱，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魏松来到上海时，周小燕还在干校劳动，主要工作是喂鸡，因为这两位解放军学员，她被调回了学校，“等于是我们两个解放军‘解放’了周老师。”魏松对早报记者回忆说，“我们在系里的走廊和周先生见了面。我们都穿着军装嘛，对着她敬礼，她吓一跳，还以为是来抓她的呢。她后来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
魏松还记得周老师说，“魏松的嗓子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洋嗓子，可以唱外国歌剧。”但“文革”并不允许唱“封资修”，周小燕等于是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来教魏松。那时，学生也不可以去老师家里上课，怕被老师带坏，魏松一直唱不好，周老师就说，“来我家吧。”
周小燕把魏松和另一名学生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教，把耳朵贴在留声机声上，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那时候是夏天呐，不能让外面听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特别是第一次听到卡鲁索的歌声，我就感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声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魏松说，“周先生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不是周小燕让他从男中音改唱男高音，他可能一事无成，“当时还有很多老师不同意这个意见，周先生还是有慧眼的。”
这个从部队来的小伙子，正是从周小燕这里得到了西洋音乐的启蒙，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43年来，魏松与周小燕建立了深厚感情。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魏松接受完早报记者采访，就直奔机场赶回上海吊唁周小燕。
上海歌剧院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是在1982年受教于周小燕的，“她一直都很精神，唱起歌来就倍儿精神，那时候身体好啊。”杨小勇向早报记者回忆：“她是比较宏观的一个人，她会让你独立发挥。她主要是启发你，而不是限制你，让你更多地去理解作品，而不是拘泥于一些细节，从大的方面来把控你的发展。”
在周小燕一长串学生名单中，廖昌永是一位赤着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农家孩子。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周小燕时，廖昌永紧张的心怦怦乱跳。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这是学声乐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带回家，一句一句纠正，进步很大。本科毕业后，又成为周小燕的研究生。
有人问周小燕，您这样一位瘦小的女士，怎么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国际一流歌唱家？周小燕说：“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够再培养几个廖昌永。我说这个我不敢说，因为一个学生的成功，教师只占三分之一，就是起个指导作用、理论作用，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要靠本能。首先要廖昌永会学，他怎么下去自学，怎么举一反三，他能够发挥他那个作用。”
早年廖昌永参加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时，多明戈就跟他讲：“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训练体系”。周小燕说：“声乐教学的个别对待很重要，除了身体的不同以外，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理解、悟性，像小廖，他悟性很高，你跟他一讲，他想一想，悟到了，悟到了他就会在这个上头去前进。”
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是良师又是慈母。1988年，为振兴中国歌剧事业，71岁的周小燕创办了“周小燕歌剧中心”，亲自出任艺术总监。在她的努力下，中心排演了《弄臣》、《茶花女》以及中国歌剧《原野》等大量精品剧目，为中国歌剧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她说：“我不能唱了，不能上台了，我要创造舞台让他们上，给他们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