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一跪值千金”：“惊天一跪”的就是他
方励“一跪值千金”：“惊天一跪”的就是他
5月12日晚8点，63岁的著名制片人方励为《百鸟朝凤》能在周末多排片而跪求影院经理，瞬间引起轩然大波。5月13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短信给方励，与他约采访时间，结果在14日凌晨4点51分，得到了方励的回复：“才看到短信”。15日晚8点45分，方励气喘吁吁赶到了采访地点，他是从开会的地方一路小跑过来的。
采访从“凌晨4点多的短信”开始，方励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在他的心中，一半是科学家，承载着天体和海洋；一半是电影人，营造光影中的感动。为此，他舍不得去睡觉，“睡觉是超级无聊的事情，世界这么精彩，你怎么舍得睡觉呢？”
所以，方励似乎永远并不会感到累，就算因为自己的惊天一跪而落入争议漩涡，他也毫不慌张，反而是挂念有6000多条微信和8万多条微博没有时间回复。方励说：“人对人要真诚，不要冷落别人，以前的微博我都会回复，哪怕是发一个表情，但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微博中并不都是对他的下跪之举说“好话”，他也无所谓？方励一脸开心：“当然，我就像跳出来看戏一样，人生苦短，时日不多，我哪里会在意别人说我什么？”
作为毕业于应用地球物理专业的理科男，方励深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深邃与博大，而这些科学理念反而助他在人间“开悟”，让他跳出人类的狭隘，自由地游戏人间，所以，他做任何事都是“无可无不可”，比如，几天来连续接受媒体的轰炸式采访，他却毫不厌倦这种“祥林嫂式”的重复，“这是我的工作，很多话我重复说了20年，没有变化，那我还会说，我说一万遍有三个人听懂了，就够了，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进步的，是靠着每个人弄一块砖、一个脚印一点一点推动的，不要指望一天就会发生什么变化，否则，人类还做什么梦呢？”
如果是我自己的电影绝对不会这么做
方励2000年涉足电影，资助王超拍了他的首部电影《安阳婴儿》，之后是李玉的《红颜》、《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万物生长》及韩寒的《后会无期》、李睿珺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等，但他历数自己所拍摄的所有电影，都没有这部“义务”宣传的《百鸟朝凤》用心。
2013年底，方励看了焦雄屏采访吴天明的一期节目，边看边乐，“我就觉得吴天明和我怎么这么像，发脾气的样子，那种不屑劲，太像了！”于是，他立刻就给老友焦雄屏打电话说想见吴天明，焦雄屏自然乐于中间牵线，并与吴天明说好，等她从台湾来北京时，三人见面。可是没想到，2014年3月，吴天明猝然去世，为此，方励遗憾焦雄屏“怎么不早点来北京？”焦雄屏几天前正在写一篇纪念吴天明的文章，她跟方励说：“我脑海中总是一副把你们两个胖老头放一起的样子，想着就有趣。”
无缘得见，方励对吴天明只能心存仰慕，机缘巧合，8个月前，吴天明的女儿吴妍妍和他说起父亲有部遗作，始终没有机会上映，“我当时说太有同感了，因为我正在做《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愿意发行。”
看了电影《百鸟朝凤》后，方励的生活就被打乱了，原来他兼顾电影与自己的科技公司，投入比重各占一半，自己“频率调换”，切换自如，一手物理与海洋，一手电影与艺术，可是做了《百鸟朝凤》的“志愿队长”后，方励有三分之二的心血都放在了这部电影上，“欠了好多账”，以至于接受采访当天，他只能在吃饭期间与美国的合作伙伴谈科技公司的业务。
影联传媒的老总讲武生本来找方励谈别的项目合作，方励说：“你先跟我干这件事吧。”就这样，方励慢慢拉起了自己的“志愿队伍”宣发《百鸟朝凤》，把工作定性为公益行动，并写入协议，“因为我做这行时间最长，年龄又最大，所以我来当队长，义不容辞。”一开始，方励说由自己来掏宣发费用，但吴妍妍和讲总不同意，于是就各掏三分之一，每家掏一百多万，“其实这也只是个工本费。”
志愿团队的努力和奉献让方励这个性情中人颇为感动，有一种“宗教般”的献身和悲壮：“开始所有的物料都没有，连做海报都没有像样的剧照，我们只能自己‘抠屏’，但因为分辨率低，最后只能手绘海报。我们有三个团队最终制作了20多个海报，有4个剪辑师帮忙剪出了5款预告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导演李睿珺还帮着拍了MV，他们都是志愿者。影片在西安首映时，我们邀请100多位唢呐艺人助阵，反响很好，于是，我们又邀请了60多个唢呐志愿者来北京参加首映式，可是，适逢五一期间，他们买不到车票，那边的义工又找铁路局的人，给他们讲吴天明导演的故事，被感动了的西安铁路局特意加挂了一个车皮。五一期间，小伙伴们也没有休息，冒着雨、踩着泥去草莓音乐节给年轻人宣传影片，几百个人的志愿团队努力了这么长时间。”
方励感慨宣传《百鸟朝凤》是自己进入电影圈以来经历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宣传发行，而且是从无米之炊开始，可是，方励想到的却是吴天明导演曾经经历的困难重重，“当年，吴天明导演只有1000万拍摄成本，他拍这部电影所面临的困境应该比我们更难。”
但是，方励最终还是被深深的无力感所击中：“我看到《百鸟朝凤》的周五预排片是千分之四，这个数字意味着，影片在周六就有可能结束了自己的大银幕命运。”这个时候，靠人力去全国一家一家跑影院是不可能的，团队里的小朋友就建议他用直播软件向影院经理喊话，“当时情况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实在是走投无路、狗急跳墙，真的没辙了。”
方励表示，下跪绝对是他情绪所致，“话赶话”到了那个爆发点，“我看到身边小伙伴辛酸的表情，想到他们这么多天的辛苦，却最终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突然想，不是有个网络词叫跪求吗?那我就跪下来求你们，只要你们愿意周末增加排片，让我钻桌子也行。”
如今，方励“一跪值千金”，他的跪求，让《百鸟朝凤》从票房不到400万、濒临被下片的绝境中死而复生，票房目前已飙升至近4000万，但方励却表示，自己的惊天一跪为吴天明可以，若为自己的电影，他绝对不会这样。方励说：“《百鸟朝凤》不是我的电影，电影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仆人、保镖，主人有难，仆人当然应该挺身而出，保镖就是要去挡子弹。”
有人说，如果方励希望更多的观众看到《百鸟朝凤》，那完全可以卖到视频网站。对此，方励有些“哀怨”地回应：“在院线上映是吴天明导演的心愿啊，网上没有仪式感，视听效果也不一样，差别太大了。”
艺术片的出路在于政府做市场调节
方励没想到自己的跪求，真的跪活了《百鸟朝凤》。他说自己并不考虑票房，在他看来，心血比票房更值钱。方励说这是他做电影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让他今后做电影更有力量、更有热情，还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会坚持拍那些打动人心、真诚的电影，会拍那些不愿有人投资、拍了会赔钱的年轻人的电影。”
《百鸟朝凤》的命运，让人们再次为中国文艺片的未来而忧心，而方励的这一跪求，显然不具备模仿性，也难以改善文艺片的整体境遇。在采访方励之前，北青报记者获悉，在业内颇受好评、原本6月初要上映的《路边野餐》已经迫于票房压力，紧急开会商量改档期的问题。对此，方励怎么看呢？
方励首先不认可“文艺片”的说法，“只有在中国，才会有所谓的文艺片和商业片的概念，国外都是以剧情片、类型片等来划分电影。”在方励看来，文艺片被称为艺术片可能更为合适，“艺术片指的是那种带有实验色彩，作者电影感强烈，不太考虑观众感受的电影。”
在方励看来，艺术片的出路有两条清晰的道路，一是政府做市场调节，学习法国，有反垄断措施，不让美国大片占据过多市场比重，甚至可以通过征收外国进口片税后，给国内的影院补贴，鼓励它们放映国产艺术片，“都说国产片质量差，它们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了，又何谈提高质量？现在的国产电影为了抢占有限的市场，抢大IP，做各种拼凑，拍出来的还是电影吗？还有文化吗？拍艺术片是培养年轻导演的必经道路，他们没电影拍，年轻人怎么成长？”出路之二则是建立艺术院线，目前市场最大的现实问题是没有艺术院线，艺术片缺少放映空间。
舍不得睡觉是全天候战斗机
其实，方励除了是著名的电影制片人，他的另一个身份虽鲜为人知却更为荣耀，他是个“科学家”，而且是在全球数得着的科学家。
方励1982年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应用地球物理专业，1989年于美国WakeForest大学获得了MBA学位。1991年他创建的劳雷工业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他还曾作为志愿者成功打捞2002年大连“5·7”空难黑匣子。2014年他在“一席”上作的演讲《感谢你给我机会上场》播放量达到2亿多次，反响巨大，这个视频还曾以“99%的人看完这个演讲都辞职了”为题在微信朋友圈广为传播。
如何自由切换兼顾这么多事，方励的绝招就是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我不是从小就这样，是因为这30年，你的舞台打开了，发现世界这么精彩，你哪能睡觉呢，我舍不得睡觉，就训练自己少睡，现在已经习惯了，我可以秒睡秒醒，是全天候战斗机，一天能睡4个小时，我就能满血复活，就算只睡2个小时，我这一天也没问题，但是，我有机会就随时打盹，十几分钟就能睡一觉，开会无聊时打盹，坐飞机、汽车时也能‘秒睡’。我觉得睡觉超级无聊，只有不得不睡，才睡。再说了，人生能有多长时间，很快就会长睡不起了。”
对于吃饭，方励也不能专心投入，“一个人吃饭也无聊，我总是边吃边看报纸或者看微信、看国际新闻，下棋、打牌。”63岁的方励说他30多年来从来不锻炼身体，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健康：“最健康的生活是世界对你有正向刺激，让你血液循环、内分泌、荷尔蒙都保持超高水平，属于亢奋状态，这才是真实的健康，比如，大家喜欢晨练，锻炼的目的是让内心放松，可我心里一直都是放松的，我的工作就是锻炼，我从不焦虑，但是会发火，当时、立刻、瞬间就爆发释放。你知道吗，一次压抑、一次生闷气等同于重病一场，我从不生闷气。”
曾有十年郁闷甚至想过自杀
两年前，复旦大学一个大三女生在微博上私信问他：“方老师，您活得这么自由是怎么做到的？”励让她去网上查4个关键词——宇宙大爆炸、地球的形成、恐龙的灭绝和人类的起源，然后认真阅读相关内容。一周后，女生给他发信说：“方老师，我明白了，你把我打开了。”当你处于一个大的视野下，身边的这些事还算事吗？那么多动物都要集体行动、集体迁徙，只有人可以独来独往，多牛啊，人可以按照自己心愿选择所作所为。
如今的方励内心自由，活得激情潇洒，但他透露自己以前并不是这样，“我是在经历了10年郁闷后，突然顿悟的，看人世间东西就像看热闹，不用置身其中，我想在里面就在里面，不想在就出来。我身上的滤波器特别多，随时过滤、不想看的不想听的，你说什么对我都没影响。”
问及那十年的郁闷期，方励说曾经郁闷得想过自杀：“我12岁遭遇了家被抄、父亲被关押、母亲被下放、我成为黑五类子女被歧视的境况，那时感到孤独、彷徨、惊恐，不明白这世界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就错乱了？从12岁至22岁，我泡在大量欧美小说里，虽然可以借鉴别人的故事和情感，但是，你生活的时空与这些依然格格不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极端，觉得荒诞扭曲，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没有信仰就不想活了。直到20岁，我到北京，在当时铁路部的五七干校的图书馆里，我突然发现有很多内部读物，我读了很多历史书和传记。我看过芬兰史、挪威史、瑞典史、丹麦史、荷兰简史、法国史、北非史、加拿大简史、美国简史、拉丁美洲历史及伊朗史、《艾森豪威尔传》、《肯尼迪传》、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蓬皮杜传》、《戴高乐传》等等。读了这些书后，我在字里行间拼凑出这个世界的真相，再到最后，芝麻大的一点儿小事触动你，就像是最后的临门一脚，窗户纸终于捅破了，突然你发现，自己从此再也不在乎了。”
拍电影为什么要赚钱？我就是要花钱
一个物理、海洋领域的专家，却跨入电影圈，方励至今清楚记得，在2003年9月26日这一天，他决定全身心做电影制片人，“以前都是跟天跟地打交道，但是电影是跟人打交道，我喜欢人、喜欢聊天，聊天的过程就是旅行，是在人心世界中旅行。”
之前接受采访时，方励曾说拍电影赔了4000万，采访时北青报记者问他现在是否已经赚回来了？他说：“《观音山》之前赔了4000万，《观音山》赚了600万，我拿出一半发了奖金。《二次曝光》赚了600万，我拿出一半发了奖金。《后会无期》挣了将近3000万，全投在建电影工作室、组技术团队了，我从来不拿一分钱回家。总的算来，现在挣的还没有抵消之前赔的，但是为什么要赚钱？钱就是用来花的。”
所以，方励笑说自己并不是投资人，“投资是讲求回报的，而我拍电影，不想挣钱，我就想花钱。花钱买快乐啊，你出去打高尔夫花几十万买一个会员，不也是花钱吗？我花钱做电影，我开心。”进入电影领域以来，方励说自己没拿过家里一分钱，用的都是他自己的薪水。
对方励而言，电影充满魅力，因为它既有科技又有人文，既有画面又有声音，直接和千千万万人交朋友，而且两三年就可以看到成果，可是科技行业通常五六年还在做概念研发，“当然科技行业我也爱，但是电影离生活和人的情感近，我常说电影就像毒品，沾上就跑不掉。”
有人说方励“有钱就是任性”，方励却认为，因为任性，他才敢于追随自己的内心，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时才不会觉得累：“我每天都在感动中，人活这一次特别不容易，我经常和年轻人交流，做人没有追求，做人还干吗，一天天重复，等死，有什么意思！”
本版文/本报记者张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