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只是想拓展一点点自由的边界。电影能直击人们的良知。我觉得自己没有浪费这一生，因为我对政治事务做出了一些贡献。”（2006年2月15日第56届柏林电影节访谈）
“1939年9月1日，我的童年断崖一般结束了，我开始苦苦等待父亲回来，而每一个圣诞节都在提醒我，又是一年过去了，而他依旧缺席。到1950年的时候，全家人终于明白了，他大约是永远不会回来了。”（摘自《虹膜》）
“我将用波兰语表达获奖感言及我的感受，因为我总是想用这门语言的思维去思考或是表达，我接受这项殊荣并不是对我个人的赞赏，而是对波兰电影的褒奖。我的很多电影主题都是包括战争、纳粹的暴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感谢朋友和同伴，让波兰重回文明世界。我认为，大家最终的热情是来自于心底里的爱和感激以及纯粹。”（2000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致辞）
高峰成就 从获金棕榈到去国怀乡
1963年1月曾发行的《世界》杂志上，瓦伊达曾在访谈中说过，“如果我是自己作品的制片人，经济能独立化，我就能拍出第二部《一代人》和《下水道》吧。”话里充满了他对电影志向的苦闷，但他并未退缩，1977年与1981年，瓦伊达最出名的作品《大理石人》及其续集《铁人》诞生，这两部作品被称为“波兰道德焦虑”的代表影片。其中，《大理石人》描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劳动英雄比尔库特遭受迫害的故事，在戛纳电影节上斩获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而《铁人》讲述一名记者被指派深入现场采访罢工、搜集罢工领导者不利材料，却在最后关头辞职。《铁人》最后获得第34届戛纳金棕榈大奖，并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这两部作品都是受到了多方阻挠才得以公映。
20世纪80年代，瓦伊达的电影创作组被政府勒令解散，他在国内也失去了拍片的资格。在《铁人》之后他不得不离开波兰，开始了在国外拍片的生涯。期间他的电影创作也不曾停止，《丹东》、《德意志之恋》、《恋爱事件编年史》等著名影片就是在这时期完成的。他的影片结合了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优秀传统，以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精湛的电影技巧，深刻反映了20世纪波兰的苦难和挣扎。
回归救赎 永不停止的怀念与创作
1989年，在外流亡九年的瓦伊达回到了祖国，他发现波兰的“政治电影”基本开始消失，整个民族的电影业面临着几乎崩溃的处境。波兰电影处于极度消沉的一个时期，年轻人对严肃的民族历史电影反应冷淡。除了少量优秀的纪录片外，整体作品难见起色，好莱坞大片充斥银幕，沉闷的艺术片毫无票房。面临着这样的氛围，瓦伊达依旧坚持创作，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共拍摄了6部电影，其中，《塔杜施先生》无论是票房还是艺术价值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波兰，观看它的观众数甚至超出观看《泰坦尼克号》的七倍。
2007年，瓦伊达经过长达17年的酝酿，推出了呕心沥血之作《卡廷惨案》。影片描写了前苏联1940年在卡廷森林中对波兰战俘军官实施的大屠杀，瓦伊达的父亲就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卡廷惨案》在波兰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他表示，《卡廷惨案》的创作动机是希望尽可能地重建年轻人对历史的认知，当被问到为何坚持拍摄此片，他说，“我害怕集体的遗忘。电影是一个时代的验尸报告，它能唤醒人们沉睡的心灵。”
2009年，83岁的瓦伊达依然宝刀不老，他拍摄的传记电影《甜蜜的冲动》为他赢得了第59届柏林电影节的阿尔弗莱德奖。而2016年的遗作《残留余像》（Afterimage），日前刚被提交为波兰参选奥斯卡外语片的代表，这也是瓦伊达第九部代表波兰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电影。
编译：周慧晓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