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鲍勃·迪伦出版了历时三年在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回忆录《Chronicles， Vol.1》，中文简体版译名为《像一块摇滚石》或《编年史》，书中主要记述了他的童年生活、在纽约奋斗的经过；中年陷入创作低潮的心情等。推出之后，该书停留于纽约时报书籍非小说类排行榜长达19周。书中记录的不仅是作者发明创造和灵感迸发的辉煌时刻，还有那些意气消沉的时刻，曾经想退却，不想努力乃至失败，但仍有可取之处。这本回忆录证明，鲍勃·迪伦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大师、文化观察家和思想奇特的诗人。
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认为，鲍勃·迪伦赋予他那个时代某种自由的理念，因此他所塑造的新神话影响至今，他的音乐“既是享乐又是清醒，既是流行音乐又是哲学，既标新立异又寻根守底。正是他，凭借着几首歌，创造了20世纪的60年代”。
迄今为止，鲍勃·迪伦时惟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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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可以去精英化，向大众回归
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今年具有冲奖竞争力的诗人除了阿多尼斯，还有韩国诗人高银、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但他们都被鲍勃·迪伦压过，这的确显示出诺贝尔奖方面对“文学”含义的全新定义。
诗人杨克认为，这可能传递了一种信息，这么多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文学都是比较先锋、小众的写作，但是先锋性让文学越走越窄，因此颁给鲍勃·迪伦，可能是强调对读者“接受”的回归。
相对于保守严肃的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具有更明显的平民性和后现代特征，表达上更加自由、舒展。美国早期诗歌最伟大的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也是平民文学的脉络。因此，鲍勃·迪伦的吟唱特性和平民性，是有着深厚的美国传统的。
“包括大家猜测的阿多尼斯也是相对大众，很受读者欢迎的。因为这种诗歌是具有大众性的，所以这次诺奖是对大众诗歌的回归，这对整个诗歌界很有必要。”杨克认为，诗歌在传统上就是可以唱的，而歌谣是写作，也可以有多种可能性，因此，鲍勃·迪伦获奖，是诗歌回归到它的源头。
2015年参加麦德林国际诗歌节，杨克曾在马尔克斯故乡的中学大学礼堂发表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拉美文学中，包括洛尔迦、聂鲁达那种汪洋恣肆的写作值得今天的诗人们敬仰。“对欧洲诗歌写作越来越像学院教授般的精致，我是持批评态度的。我认为，我们的写作是不是不应该越来越精致化，鲍勃·迪伦那种野性的，与高山大川和通俗人性相关的诗歌传统在当代太弱了。”
杨克认为，鲍勃·迪伦的获奖，是世界诗歌向大众回归的一个标志。
思想
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魏朝勇在80年代就是中国大学里典型的摇滚歌手，至今有弹唱表演的习惯。在他看来，鲍勃·迪伦对中国乃至欧洲音乐与文学的融合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单纯从音乐史、诗歌史来讲，鲍勃·迪伦可能只属于通俗音乐，甚至在美国文学或当代文学中也没有迪伦的地位。魏朝勇认为，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的意义，恰恰在于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诗”和“诗歌”的概念。
“在西方的整个诗学历史上来讲，诗学的诗本来就是具有音乐性的，在古希腊，荷马式的吟游诗人所作的诗都不单纯指文学戏剧，还包括音乐的吟唱。在这个意义上，鲍勃·迪伦获奖没什么奇怪的，一定要纠结文体的话，诺奖只是恢复了诗的原初的意义。”魏朝勇指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鲍勃·迪伦、艾伦·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作家，具有明显的呐喊性质。魏朝勇表示，金斯堡的诗歌在很多场合都是激情的朗诵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诗歌是一种呐喊的行动的诗，不朗诵不成之为诗，而鲍勃·迪伦的摇滚音乐更加丰富。
“它的词也是非常的诗性的，他不是对唯美的追求，而是对战争、权力、爱情，乃至工业革命下人的际遇的表达。”魏朝勇表示，在60年代美国反战浪潮、民权运动中，那首最著名的《Knockin’ on Heaven's Door》(敲开天堂之门)便是美国人民对于自由和反抗思想的尖锐表达，正因为这种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思想内涵，鲍勃·迪伦超越了音乐本身。
70年代以后，鲍勃·迪伦转向内敛式的风向性的冥想、静思中，但他在整个60年代的浪潮中造成的音乐和精神影响持续了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