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试图描述和理解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对于我所有的读者来说，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看起来距离非常遥远。在当今世界，我们未来的自由依赖于驯化利维坦式国家，而非逃避它，这个任务让人望而生畏。生活在一个被完全控制、一个具有日益标准化制度模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大西洋个人永久产权和民族国家分别是占最高支配地位的两个模块，我们在同时反抗前者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利的巨大不平等，以及后者带来的对我们相互依存的生活制度的越来越严重的干扰。”
——[美]詹姆士·斯科特
自我族群化：在全球化和国家化中走向终结的“蛮夷”
横亘中国西南、东南亚北部区域以及印度东北部地区的这片广阔区域，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和中国的主流历史书写中被边缘化了。而在斯科特的笔下，这一山地世界获得了它自己的名称和身份——赞米亚（Zomia）。与传统的“内亚”（Inner Asia）区域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名字，它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跨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一部分）。其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人口，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语言多种多样。作者在书中强调，赞米亚不仅绝对有资格成为地区，而且如果不能理解赞米亚在谷地国家的形成和消亡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解释谷地国家。在他看来，山地与谷地的关系是辩证共存的，尽管双方在表面上是对抗的，但在实际上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这是理解东南亚国家历史变迁最为基础的出发点。
除了从地理与生态角度对这一区域所做的整体叙述之外，作者在书中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空间与跨国家空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作为一个跨国家的巨大山区，赞米亚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对于那些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的逃亡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流域。这个区域的居民之所以迁移到或者一直停留在这里是因为它在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外。过去对东南亚地理区域的理解往往停留在东南亚国家的边界之内，这制约了我们理解这个地区。”
超越对于单一民族国家历史空间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具有历史弹性的山地文明空间问题。而反过来看，这一山地文明又无法离开中心的农耕-谷地文明独立自存，其主体性又必须在两者的联系与互动中才能保存。作者写道：“作为一个政治地理位置，族群化的蛮夷在国家之外但又距离国家很近，从而形成对中央权威的持续反抗。由于他们特殊的地域、分散的居住、碎片化的组织和移动的、异常多变的生存方式，蛮夷是几乎无法被消除的，他们是文明的文化观念所需要的符号。他们是以国家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税负之外的、仍然存续下来的社会组织形式，因而也是一种选择和诱惑”，在这种语境之下，蛮夷在某种情况下已经不再是对一类人的描述，而成为那些来自中心地带的各类人等的一种区域性指称。
作者提醒我们:“一个文明如果将自己叙述为充满文化和社会的吸引力，其文化移入被描述为人们所期望的不断进化和上升的过程，那么这种文明本身不可能记载大规模的逃亡，更不用说解释这些逃亡了。这已经成为历史的通病。官方的叙述本身一定会掩盖逃亡；那些迁徙到非国家空间的人，那些适应农业生态的人，他们都是自我族群化为蛮夷的，但在官方叙述中他们都变成从来就居住在那里的人。”可以说，形成“赞米亚”的这一区域文明的最独特之处，或许并不在其本身的固化性，而恰恰在于其不断“逃避”的这一动态过程，而这种动态过程如今随着民族国家治理的不断强化与明晰正走向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