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学者发文“呼吁停建曲阜市境内基督教堂”引争议，曲阜学者考证历史驳斥《呼吁书》内容
编者按
2016年1月21日，两名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王学典——联合署名发布《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一文，引发热议。
文章称，距离山东曲阜孔庙3公里的葛庄，在悄悄兴建基督教教堂。他们认为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发源地，兴建教堂是对民族圣地的侵犯。要求正建的基督教教堂“另择佳地修建，避免受到‘伤害国家文化财产’的质诘，也减少争夺中国文化特区资源的嫌疑”。
这并非曲阜基督教堂第一次引发争议。早在2010年12月，新华网报道曲阜基督教会将在曲阜市东南距离孔庙3公里处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时有郭齐勇、蒋庆等十位儒家学者和十家团体联名签署了《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要求各级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讨论。
近日争议声再起，但除了呼吁停建基督教堂的声音外，亦有学者认为不论从历史上曲阜对待外来宗教文化的态度，还是从文化包容性来讲，儒家都不应阻止“对外来宗教文化的警惕恐惧”。
▲ 《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一文所附“平房式教堂”图片。
▲ 曲阜西关大街清真寺，距孔庙500米左右。
▲ 曲阜西关大街碧霞元君庙及庙内供奉主神。旧称老奶奶庙，距孔庙不到2里。
近日，有学者郑重发表《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以下简称《呼吁书》），引发广泛关注。作者称，2012年年初山东省政协会议期间，他们提交了一份《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大教堂》的提案，与会的济宁市一位官员随后专门找他，表示“政府不同意在曲阜市内新建基督教堂，今后也不会同意兴建教堂”。然而，“时隔不久，在距离山东曲阜孔庙东南方向只有3公里的鲁城街道办事处葛庄，仍然在悄悄地兴建基督教教堂”。
作者大概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再次呼吁”，并引经据典，述古称今，论证了曲阜市境内为何应停建基督教教堂。
《呼吁书》提及2010年冬，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等十位学者也曾联署发起公开信，要求“停建曲阜耶教教堂”，还称历史上曲阜市范围内未曾出现道观，佛教寺庙也皆远离城区，规模很小，且论证称“二十世纪初，洋人计划在曲阜西关建造教堂，引起孔子后裔和当地群众强烈反对。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邹县”。
当时“强烈反对”到什么程度暂不考论，但而今学者用“抵御外侮”这类“义和团”色彩的词汇是否合适，恐怕值得斟酌。
既然要“考索历史”，那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吧。
孔子故里曲阜，历来只是孔儒一家之天下吗？
第一，说曲阜未曾有道教道观、佛寺虽有但远离城区，显然与史实不合。
据曲阜市文物旅游局孔德平主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的《曲阜古迹通览》所录：曲阜道教道场有七十多处，以关帝庙、土地祠、天齐庙、全真观居多，但其中供奉的神祇则大都是道、佛相杂，其中不少今日仍有香火。
据现存碑记，其中有些道场修建过程中，衍圣公（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即1055年起孔子嫡系后裔享有的世袭封号，民国二十四年取消，改授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也曾参与甚至主持其事。如城区东南角古泮池边文昌祠，是光绪二十四年衍圣公所立，供奉文昌帝君。又比如，离孔庙不足二里的西关大街归德桥南塘子街北口河岸边，有座老奶奶庙，建于清代，“文革”时神像被毁，如今已恢复香火，改称碧霞元君庙，善男信女自觉共同维护。除供奉碧霞元君，左供关帝，右供观音，两面山墙还有土地、财神、托塔天王、送子娘娘、疹豆娘娘、岳飞等神位，可谓一个热闹的“众神聚会”。
以上这些真实存在的场所，不知在《呼吁书》作者看来，算儒教还是道教？至于佛教，不说其他，衍圣公府内就有佛堂楼，无论大小，其意义恐怕比在城区内外建大佛寺更耐人寻味吧？
第二，说“其他外来宗教，更不曾在曲阜建有任何道场”，实在含糊得很。“其他外来宗教”具体指什么呢？回民兄弟信奉的伊斯兰教算不算？果真如此，那么这话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曲阜西关是回民聚居村，在距孔庙不到千米范围内，不仅有清真寺，而且曾有光绪末年美国人创建的耶稣堂和民国二十二年德国人创建的天主堂，均废毁于“文革”。今西关清真寺复建于曲阜故城西门外护城河西岸，东距孔庙西墙五百米左右，华美富丽。至于教堂，曲阜市也曾按国家有关政策在于庄拨还部分地产，供曲阜基督教教会作临时活动驻地。教会当时没钱，只能临时搭建简易板房供信众聚会礼拜，此即《呼吁书》中所谓“悄悄地兴建”的简易教堂。
由此，从历史来看，儒、佛、道三教道场已在此和平共处千百年之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道场也在此相安无事一两百年。孔子故里，岂曾是孔儒一家之天下？
历史之外，根绝我在此地居住二十多年的观察，当地民众无论信仰若何，彼此间并无对立隔阂。曾与几个老人攀谈，他们说年轻时到清真寺礼拜，也进过基督教堂听讲，“反正都教人行善的，挺好”。有不信的，也只是“不掺和”活动而已，并无强烈排斥情绪，日常生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不同宗教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及和谐相处，自然而然地实现于这些朴实的百姓中。
传统儒家可包容，今日儒家为何执意取缔？
从儒家义理来说，孔子“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教诫，以及将学问中心锁定在“礼义之道”这一特点，使得儒家始终只是一种文教，需要借托政治以行之。说穿了，就是比起神道，儒家相信的是人治，甚至是权力，尽管是附加了道德要求的权力。这种“因民而治”的方式，也是被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包容的原因所在。
然而近年来，屡屡有儒家学者把“其他外来宗教”当作“外侮”来抗击抵御，真让人替儒家感慨：他们连自己宗奉的古圣先贤那点“实用理性”基础上的心量和包容都失掉了。何况，从现代法理上讲则更不能反对，也不应取缔。
至于建筑地点和高度，当然是可以协商的。但公开信却要求“该耶教堂不宜在‘三孔’、‘三孟’以及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五十华里以外”。这是什么概念？“三孟”（孟府、孟庙、孟林）在邹城，与“三孔”（孔庙、孔林、孔府）成一片后，中心圈向外跑百里可能还不能跑出“不宜”范围。那么是不是说方圆百公里内禁建教堂呢？
目前最令人不解的是，《呼吁书》竟然连简易平房教堂也反对。富丽华美的清真寺多年来屹立在孔庙旁，对一简易平房教堂何以竟如此难容呢？
据我了解到，本地家庭教会信众既没有也不愿参与其事，倒是曲阜地方政府文化搭台心态膨胀，颇热衷此事。对地方而言，其心思大凡不外俩字：圈钱。孔子故里也好，高大上的教堂也罢，都不过为了拉动地方经济而已，地方官们大抵想要天下第一都在曲阜才最好吧？可见这并不是境外势力作祟，而是地方政府追逐搭台和政绩的心态作祟。
曲阜就是曲阜，它有自己的文化生态。这里的百姓历来有自己处理不同宗教文化关系的方式，即使偶有纠纷，也会以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
儒家有责任善待域外文化
观几年来有关曲阜教堂事件的争论和动向，其意实不完全在一座教堂，其根本目的乃是要求“政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正如已故的庞朴先生多年前答一儒家人物问其对儒教态度时所言：你们还没创立出来呢，让我怎么表态？等你们创出一个教来，我再表态不迟。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当下到处乱哄哄并互掐不止的那些儒家书院、学会是儒教吗？
如果真是要求宗教地位，为什么不通过传播来实现，非要采取这种攻伐斥逐基督教的办法？儒家无论是要重建价值地位，还是要发展出宗教支派，都应踏踏实实立足现代公民的社会生活，用排斥“其他外来宗教”的办法，既是不明智的，也终究是排斥不了的。历史上儒家排佛激烈，结果如何？佛灯未熄，反而与儒、道相磨相荡，相融相化。何况基督教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样子了，不能总抓住负面东西，对其惧而罪之、拒而斥之。
很多儒家斥责他人被西方打掉了民族和文化自信，但其面对外来宗教、文化时的极度警惕，感觉犹未拾回自信的恰恰是这些人。近来不少儒家呐喊着要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可我实在不敢想象，这种只许自己去主导别人，却不许别人进自己家门，画地为牢的教派主导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世界上存在着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已是事实。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通过交流对话增进理解进而和平共处，则是应该争取也可以趋近的理想。“知其不可”尚且努力为之，何况历史和现实启示给我们的并非尽是悲观。对此，儒家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得怎样，世人和后人自会有评断。照目前看来，情形尚不容乐观。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本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