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为什么没有像一些作曲家一样创作一些无调性的现代作品呢？
刘德海：我觉得有调性的作品都创作不过来，可他们却感到有调性结束了，追求不和谐音，这是错上加错。现在的社会对乱弹也鼓掌，正着弹《春江花月夜》却没掌声，观众的耳朵被惯坏了，不习惯听这些了。那些无调性的东西听多了，其实那些是“三无产品”，没有风格，没有国籍，没有技巧，现在大家耳朵也听烦了。十几年前觉得刘老师保守，现在再听我的琵琶，恍然大悟：“哦，琵琶还能这么弹。”我就问无调性作曲家们，当你们生了孩子抱了孩子的时候，你们给孩子唱无调性吗？有一种回答：“唱五声音阶。”而你们创作的时候就把孩子忘了。
北青报：您最近在创作什么作品？
刘德海：最近我正在创作的是一首踢踏舞，西方的踢踏舞。我觉得中国人很伟大：琵琶是源自西方，而把来自西方的乐器改造后本土化。琵琶这件乐器，有外国的血统也有中国的基因，所以，用它演奏外国曲子很容易。我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琵琶：“木器本是外来客，指尖世界万种情，欲问音乐何处寻，海归姑娘中国心。”我在写踢踏舞曲之前创作的是《堆雪人》，下雪了孩子们堆雪人，很短的。孩子需要听什么？现在民乐里面没有为孩子们写的音乐，小孩在弹大人的东西，在向他们灌输大人的演奏，而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孩子需要听什么样的音乐。不仅是琵琶，在戏曲界，这也是个危机，小孩在演大人，演才子佳人，可以，但别让孩子装大人。为什么我们地方戏没有儿童戏？中国的戏曲缺这一块，而我的琵琶慢慢能听见孩子的旋律。中国民歌里有母爱的题材有儿童的题材吗？有这方面的作品却没有这方面的心态，所以，我也写了妈妈的爱，是根据丰子恺的画创作的。我从小就喜欢丰子恺的画，那么简练，那么耐看。我看到他的一幅画《好妈妈讲好故事》，这幅画感动了我。在月亮底下一帮孩子围着妈妈，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讲的是儿童喜欢的故事，所以我写了这个作品。
“我不是泰斗，我是漏斗”
北青报：您还是每天坚持练琴吗？
刘德海：这是我的命，不弹就活不了。我热血沸腾才去创作音乐，所以我要保持我十个手指的状态。我们民乐起步是从刘天华开始，刘天华先生是演奏和作曲全能，所以把刘天华先生定为音乐家。音乐家应该是理论、演奏、作曲三个角全行，而我们很多演奏家理论不行，有的拉琴很好，不会作曲，刘天华、阿炳是演奏家，也留下东西了。在西方帕格尼尼、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等都是演奏家，他们创作的作品流传下来。没有自己的孩子，你演奏时就觉得没有自己血肉，演奏自己的作品和演奏别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北青报：您理想的琵琶发展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德海：我希望琵琶也要像吉他一样，让很多外国人来学琵琶，这是我的梦想。让世界通过琵琶来了解中国人，来了解中国，而不能通过琵琶娱乐来了解中国。我是中国的琵琶传承人。现在的中国文化发展遇到了讲多元不讲一体的现象，费孝通讲多元一体是辩证的，孔子讲和而不同，光讲多元，光讲不同，不讲一体是当前最大的危险。作为表演，极度张扬个性是可以，作为教学生，不可以。把音乐的个性作为教科书，不可以。
北青报：很多人称赞您为“大师”、“泰斗”，可您说您只是“爬坡人”？
刘德海：他们在会上说我是“大师”，我不是。说我是“泰斗”，我不是泰斗，我是漏斗，我愿意把东西漏给大家，我不愿意做“泰斗”，“泰斗”把自己固化了，我还在做。我比大师厉害，我比大师多一个字——“大师傅”，大师傅不是一个形容。一个全球的哲学家开完大会归来说：“要回到日常生活。我们的理论要回到日常生活，我们的意识形态要回到日常生活。”“大师傅”三个字就是让我们琵琶人、我们文化人都回到日常生活，才能有大的创作。现在我们太需要坐冷板凳，但很多年轻人坐不了，他们需要去外面打拼扩大影响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也需要坐一下冷板凳，我觉得众多学者创造经典都靠坐冷板凳的精神。我的学生在这几年开音乐会时都有一个反馈，不是“获得强烈反响”，不是“鼓掌热烈”和“震撼”，没有，是什么呢？观众能够安安静静坐下来听琵琶了。本来琵琶开始慢慢“吹牛”了，慢慢碎片化了，琵琶演奏变成了听琵琶、看琵琶、表演琵琶，能让人坐下来安静地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馈。在中央音乐学院讲课，从几岁的孩子开始，全场非常安静，你能看到琵琶在呼唤他们，他们在呼唤琵琶。文/本报记者 伦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