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正门
关于杜甫的生卒年，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和新、旧《唐书》本传等早期文献中，不但语焉不详，而且颇有龃龉。经过历代学者仔细甄别，总算把生年确定为公元712年。至于具体日期，从宋人吕大防、鲁訔、黄鹤，到清人钱谦益、仇兆鳌、杨伦，乃至近人闻一多、朱偰、冯至等，诸家所撰年谱、传记都因史料无征而付之阙如。直到195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纂的《杜甫年谱》，在“公元七一二年”条中才正式宣布：“正月一日，杜甫生于河南巩县东二里之瑶湾。据《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公生于是年正月。’天宝十载《杜位宅守岁》诗云：‘四十明朝过。’又大历三年正月《元日示宗武》诗云：‘赋诗犹落笔，献寿更称觞。’据此可定其生日是在元日。”这一年恰逢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如果杜甫真是在正月初一降生，那么宋人王禹偁所说的“子美集开新世界”（《日长简仲威》），无疑又将平添几分特殊的意味。
在这本年谱前有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刘孟伉所撰《简介》，称“此编于杜甫生平及杜诗各篇写作之时地，无不详加考订，期于至当，按年系谱，一目了然”，对自家人态度之谨严及考证之翔实都相当自信。《凡例》中也强调“编者写此初稿时，语语求其有根据，处处求其合史实，无可考者从阙，不可决者从疑”；特别批评前人“于杜甫之生日，皆付阙如”，而“兹编则于生日问题，依新提出之证据，已可能得一解决”。足见发现杜甫的生日，正是编纂者矜为创获的重要成果。在1961年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第二年——也就是他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编纂者虽不能预知此事，但能考证出确切的出生日期，实可谓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不过年谱的主要证据就来自杜诗，为何千百年来无人据此推阐，难免令人疑窦顿生。客居美国的洪业率先提出质问，他在1962年的《南洋商报》元旦特刊上发表《我怎样写杜甫》，介绍自己撰写《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的体会。在该书第一章中，他曾明确表示：“我们没法知道杜甫出生的月份、日期，甚至是季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曾祥波中译本）对新的发现当然会格外关注。可他并不赞同此说，认为《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之类“稍加考证，便露出作伪的痕迹来”，而“正月初一日的拜寿，是‘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寿；不是母难、生日的寿”（此文已收入中译本附录），所以并不能采信。紧随其后，同年4月11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萧涤非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吗？》（后收入齐鲁书社1980年版《杜甫研究》修订本），和洪业的意见不谋而合，认为“证据还嫌薄弱，不能成为定论”。针对那两首杜诗，他又做了更细致的分析：“按照我国传统习惯，任何人只要一进入大年初一，就都等于大了一岁，所以凡是一入新年便算四十一岁的人，当除夕时他都有资格说‘四十明朝过’，不一定非正月初一的生日不可”；“在唐代，大年初一，大户人家照例要喝点酒。……称觞献寿，更是常规，丝毫也不能证明这一天就是杜甫的诞辰。……即使是平常宴饮，宾主之间也不免有祝寿的客套，何况是正月初一，而且又是儿曹，‘献寿’就更不足为奇了”。简而言之，进入新年例添一岁，元日饮酒祝寿祈福，原本都是古人习俗，而年谱却牵强附会，造成过度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