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溯源到中华文明的开端——夏商周三代时期。当时，最重视珍藏象征国家权力的物品，相传为大禹所铸的九鼎，夏商周三个王朝都视之为国家象征予以珍藏。而《尚书·顾命》则记载了周成王祭奠仪式使用的同样也象征国家政权的各种珍宝（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当时还设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这些收藏，周代的王室收藏管理机构叫做“玉府”、“天府”，由专职官员“藏室史”负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受圣贤崇敬观念影响，诞生了一种新的古物收藏形式——孔子庙堂，专门用来收集和儒家圣人孔子相关的物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史记》作者司马迁曾来参观过（“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孔子庙堂的建立和后来的家族观念以及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形成了宗祠家庙收藏。
汉唐之际，皇室收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汉武帝搜求天下的图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令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刘向、刘歆等进行整理编目工作。隋唐年间，皇室收藏法书名画，带动了当时收藏风气的流行。为了彰显自己的收藏，收藏者还发明了鉴藏印记，在书画上钤印收藏者专属的鉴藏印记就代表收藏者收藏过该藏品。这一时期对图书的典校整理和鉴藏印记的出现标志着对藏品的研究意识开始萌芽，为北宋之后金石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北宋时期，以青铜器、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兴起，以后又逐渐扩大到研究其他各种古代器物，当时的文人墨客把这些器物统称之为“古器物”或“古物”，在明代和清初比较普遍使用的名称是“古董”或“骨董”。从宋到清，随着市民阶层的兴盛，不但皇室收藏蔚为大观，民间也流行金石书画的赏鉴收藏,并出现了专营文物交易的骨董行。随着收藏之风的盛行,对藏品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古物开始从士大夫手中的赏玩之物变为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并且首开金石研究同古代文献的考订相结合的学风,涌现出一批有关文物研究的著述。当时文物的分类、藏品的登录等项目都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对文物出土部分进行清洗加固处理。 东方IC 图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随着考古学和博物馆从西方引入中国，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国家公共收藏兴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即由教育部主管博物馆工作，内务部主管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以及古物的征集、鉴定与展示等事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由大学院负责博物馆管理工作，1928年成立了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全国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和考古发掘研究等专门工作。当时还兴建了南通博物苑、故宫博物院、国立历史博物馆等多座博物馆，考古发掘的出土品和清代皇室旧藏成了可以为公共参观的博物馆藏品和展品，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参观。由于当时列强继续在中国进行文化掠夺，而民国时期盗墓行为呈现出国际化的印象，不但民间出现了一批像潘祖荫、张伯驹之类的大收藏家，也出现了一批像卢芹斋、戴润斋之类专事买卖的文物掮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