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的收藏，只为研究用，为研究古文字及青铜器学提供实物材料。既是研究，难免就有从蒙蔽走眼到拨开迷雾的过程。收藏“越王剑”，容庚就曾深深体会。
1931年秋，容庚先生在北京著名的古玩店——弍古斋邂逅了一柄原出于陕西的古剑。他的经验判断，这当是一把好剑：身长40多厘米，水银古色，上有绿锈，锋锷廉利。容庚当即将其买下。回到家中细细研究一番，剑格上用铭文铸刻的“王戉”令他联想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卿王戉”。这种剑在秦朝相当普遍，容庚当时对此剑并未真正重视。1932年，另一位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从容庚手中买走这柄剑。
忽又想起这柄剑，是在过了好一段时日之后。庚先生在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一书中，瞥见一种名为“戊王矛”的青铜器，恍然大悟。原来此前在剑上看到的“王戊”二字，应倒读为“戊王”。这“戊王”，指的是越王勾践，转手卖与他人的这柄剑实为“越王剑”。容庚后悔不已，但易去之物岂有索回之理。
巧合的是，这柄剑兜兜转转终又回到容庚手里。1937年春天，容庚购得难得一见的西周“师旂鼎”。于省吾听闻，表示出对于此鼎的浓厚兴趣，希望容庚可以割爱转让，甚至愿意不惜代价。这时，容庚想起那把错失的越王剑，对于省吾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对于以师旂鼎来换越王剑，于省吾的内心不是没有经历过一番挣扎。当年得到越王剑，于省吾俨然将其当成压箱底的宝贝，他以越王剑与自己所藏的另一柄心爱之剑“夫差剑”一起将书斋命名为“双剑誃”。幸好，此番师旂鼎在他眼中的魅力怕是更胜一筹，考虑再三，于省吾最终答应了容庚的交换条件。失而复得越王剑的容庚彻夜研究，并在《鸟书考》中专门提及此剑，正式将其命名为“越王剑”。
身为大学教授的容庚，所能用于收藏的投入相当有限。不过，收藏需要的除了资金，更有眼光。容庚的辨伪成果代表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青铜器辨伪的最高水平。
时下，艺术品秋拍季拉开帷幕，将持续至年底。又有一大批珍稀的艺术品现身拍场，激起买家举牌竞价的兴致。一掷千金之前，人们可曾想过为何而藏？
从张大千“大风堂”散出的古画，大都钤有一枚“别时容易”的方印。将心爱之物拱手他人，总有难以言喻的感慨。然而，在真正的藏家看来，过眼即为拥有。因为，收藏的真谛从来不是永久的占有，而是当藏品流转于不同眷恋者之手时，人文价值的代代相传、世世守护。且看这些前辈藏家披沙拣金为何而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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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的明式家具收藏
自1945年收藏第一件明式家具——黄花梨琴案，几十年间，王世襄总共收藏明式家具约80件。数量并非最多，但品种之丰富、萃选之地道、品质之精良，在海内外所引发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均值得称道。他常常骑着车穿行于大街小巷，将一个能承载一二百斤的货架子置于自行车后面，并备有粗绳索、麻口袋等，以便购到家具立即捆绑带回。他的寻访视线也遍及京城郊县甚至涿县、保定等地，遇到可供研究的家具，能买下就买，买不到就请求准许拍照或测量尺寸。
王世襄不仅收藏明式家具，还开了明式家具研究之先河。上世纪80年代，他所撰写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本专著，一时间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家具收藏界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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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藏有丰富的元明清文人主流画家作品，“元四家”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董其昌，“清初六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皆在其列。像是董其昌作品，吴湖帆甚至藏有多达数十件，几可按作者早中年排序。相对而言，“四僧”石涛、八大山人、石溪、弘仁，金陵画派，扬州画派，吴湖帆则收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吴湖帆本人的画学审美追求，也与其传统文人的身份有着深度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