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我，知道慕士塔格峰远早于珠穆朗玛峰，这要源于父亲和这座雪峰的渊源。
1956年6月，中苏混合登山队攀登慕士塔格峰，家父杨克现作为新华通讯社记者随队采访，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在海拔4000多米的大本营使用手摇发报机向全世界报道了登山队员们首次征服慕士塔格峰的壮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年轻的登山队员创造了历史，而父亲正是这段历史的记录者。
向慕士塔格峰进发途中山洪爆发，63头骆驼8头丧命。
父亲原本是西北大学文史系学生，1949年受革命热潮鼓舞报考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1950年5月训练班毕业后到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在边疆渡过了人生最风华正茂的十二年。
今年3月父亲去世，在家中读文稿时看到他当年撰写的登山报道和连载于《人民日报》的十几篇登山日记以及多年后的回忆文章，我深深地被他和以史占春、许竞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登山运动员所感动。于是提起笔，用文字来纪念红旗飘扬在慕士塔格顶峰六十周年和已作古的父亲。打开电脑敲出“攀登慕士塔格峰”，屏幕上瞬间跳出成百上千条有关它的信息。作为现代人，已习惯利用互联网来搜索答案，而时光倒流60年，寻找资料就是父亲在接受采访任务后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正如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困难，在于面临陌生的知识领域。
右边的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杨克现。
是啊，那个时期高海拔登山在中国是一项崭新的运动，在这之前没有新闻报道可借鉴，向相关部门求助登山资料也一无所获。父亲对于雪山的全部知识来自于1300年前玄藏法师所写的《大唐西域记》和斯坦因、斯文·赫定撰写的西域考察报告。
新中国登山队（当时叫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成立于1956年3月，创造的新中国第一个登山纪录是同年4月由队长史占春率领登上海拔3767米的秦岭主峰太白峰。攀登慕士塔格峰是中国第一次对海拔7000米以上高峰的探险，这在“国家荣誉高于一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意义非常重大。
慕士塔格峰，位于新疆喀什西南著名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山雪岭中，是昆仑山脉的第三高峰，海拔高度7546米。因它高高屹立于群山峻岭之中，积雪万年不化，被当地少数民族尊称为“慕士（冰）塔格（山）阿塔（父亲）”，意思就是“冰山之父”。
慕士塔格峰冰山上巨大的冰舌，令人望之生畏。
60年前，中巴314国道尚未建成，支援中苏混合登山队的物资都要从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喀什运往慕士塔格山下的大本营, 当年的运输工具是骆驼，交通工具是马匹。所走之路是一千多年前唐僧艰难取经之路。父亲和全国总工会的登山运动员许竟，队医翁庆章和运输队一起从喀什骑马出发，这是他临行前发的一则电讯：
【新华社喀什1956年6月8日电】新华社记者杨克现报道：一只由六十三峰骆驼组成的一列长长的运输队， 8日下午前往帕米尔高原海拔7546公尺的慕士塔格峰下的哈拉库里湖。
这些骆驼身上驮运着一万两千斤粮食，马料，大批的牛羊鸡鱼等肉类罐头，以及新疆特有的杏干，酸梅，葡萄干等干果和著名的四川榨菜。这些东西是5月30号成立的喀什支援中苏混合爬山队委员会筹备的第一批物资……
艰难跋涉18天后才到达“冰山之父”脚下，建立了登山大本营。
从运送物资上可以看出，在国力尚不算丰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联合登山队的大力支持。而这则不起眼的简短电讯正是中国新闻报道关于登山运动的第一篇。
原本的行程预计14天，但由于路途艰险，又遇山洪暴发，不仅冲走了部分物资还损失了8头骆驼，加之胯下座骑不适应高山气候，千难万险18天总算到达哈拉库里湖。如此困难程度是习惯了现代交通工具的人们难以想象的。3年后，父亲再次跟随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二次攀登慕士塔格峰时中巴友谊之路已经开通，汽车取代了马匹和骆驼，极大缩短了旅行时间，也减少了体力的消耗。
父亲早于登山先遣队员到达几天，安置下来就抓紧时间走访当地少数民族，熟悉雪山生活。他借助边疆几年所学的少数民族语言，从牧民那里听取了雪山常识、故事和传说，还请教了地质人员有关地壳运动、冰川冰河形成等专业知识，在登山先遣队到达的当天发出了来自慕士塔格山下的第一篇消息，时间是1956年7月5日。
当地牧民同登山队员赛马联欢。
这则消息报道了中苏混合登山队先遣队已集合于慕士塔格山进行考察工作，介绍了慕士塔格峰如何被译为“天山之父”和传说中的爱情故事，还回顾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英国人埃·布普顿两次登山失败的经历。文中引用了一位柯尔克孜牧民的话：“过去，慕士塔格峰山顶上从来没有印过人类的足迹，也许人民政府有办法将它征服”。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正是带着祖国人民的厚望，抱着必胜的决心开始了这次不平凡的征服冰山之旅。
随后的日子，父亲的活动区间一直在4000多米的大本营和5500米的雪线之间，攀登的最高高度是5700米。记得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他是随队记者中登得最高的，他手上的莱卡相机也一直让苏联同行艳羡不已。
中苏混合登山队队长别列次基当时48岁，是一位来自于列宁格勒的车工。副队长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史占春，年龄和父亲一样是20多岁。和来自苏联的登山队员相比，中国队员要年轻许多，父亲在文章中称赞他们虽然年轻，但却有着登山运动员应有的机智、勇敢、细心、周密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
父亲与登山队员朝夕相处，早已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为了适应高山缺氧和气压低的环境，登山队员建立了从海拔5500米到7200米之间的4个营地，进行适应锻炼并运输所需物资。每一次登高训练父亲都和史占春保持着步话机联系。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报话机中，常常传来他充满感情的声音，从中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父亲被他们感动着，不断撰写着关于登山训练、誓师大会、战胜风雪、越过冰瀑等报道，希望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成为征服慕士塔格峰的目击者。大本营与外界的联系是靠一部手摇发报机，电报代码“3807”是父亲名字“现”字。每次写完稿，父亲要和战士们轮流摇着发报机，高山空气稀薄，每个人摇上10分钟都气喘不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连续发出了30多篇稿件。
最先登上慕士塔格峰7546米峰顶的两位队员竖起了中苏两国国旗。
突击主峰的日子终于到了。父亲一大早就爬到大本营附近一块高地上，不断地用步话机向山上喊话，时隔四五个小时，在焦虑不安和成功将至的期待中，终于等到了胜利登顶的喜讯。
父亲发狂一般地跑回发报的帐篷，用最快的速度向新华社总社发送了登山队征服慕士塔格峰的消息。紧接着又发出了1100字的新闻特写：“1956年7月31日14点0分，中苏爬山队31名队员在正常天气下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这是人类足迹首次踏上慕士塔格顶峰。
此后，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继续发扬大无畏精神，连续征服多座高峰，如1957年征服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1959年再次征服慕士塔格峰，最终在1960年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标志着中国登山运动从此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对于登山者而言，那座山就在那里，你征服的不是山，而是你自己。
60年过去了，登山运动已经也不再是专业运动员的专利。如今民间登山爱好者遍布全国，登山活动更是遍布全球每座值得挑战的山峰。虽然如今的登山装备、设施、条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中国登山队的精神是永存的，它激励着敢于挑战自我的每一位登山运动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