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书得罪蒋介石，也触怒了中国共产党。自8月5日白皮书发表起短短十多天内，毛泽东相继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3篇文章，将“艾奇逊白皮书”概括为“美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更在8月28日发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提纲挈领地发起对白皮书的“总攻”。当时中国大陆尚有许多人对美国心怀幻想或惧意，毛泽东希望借批判白皮书，在中国统一认识，同时也借此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路线、方针的争论，统一到对苏“一边倒”上来。
“2050号报告”深远影响美对华政策
对白皮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0年，当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中美一度混沌的关系突然再度清晰起来，杜鲁门政府也出于美国战略需要，重新支持起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白皮书受到杜鲁门自己的刻意漠视，却被共和党人不断拿出来抨击，以证明杜鲁门政府的失策，抨击白皮书以表明“反共决心”则成为冷战加剧环境下的风尚，其代表性产物，则是1952年的美国国会第2050号调查报告。
这份由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民主党反共国会议员为主抛出的报告，将失去中国大陆的罪责归咎于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又将这种改变的责任，归咎于“混入国务院的‘太平洋学会’分子”。在这份报告中，编纂者认定起草白皮书小组的成员、“太平洋学会”的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以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是“苏联阴谋明显且自愿的骗子”。当时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就公然指责费正清、李提摩太是“共党同路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而国会报告中更将“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之一”。
几十年后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2050号报告”过高估计了二战后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发言权，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走向认定为仅凭美国的取舍好恶即可决定之事，更把反对或不赞成增加对蒋军援的国务院人士和学者统统贴上“反共”标签，导致相当一部分“知华派”官员长时间被摒弃于国务院之外，严重影响此后几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研判。这种风气达到高潮时，部分参与白皮书编纂者甚至遭到美国情报部门调查和司法诉讼，直到6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但“2050号报告”及其内容至今仍被美国、台湾和大陆某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添枝加叶反复推出。（陶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