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梁启超和革命党过往加密，意气日盛，高倡自由平等学说，并多次和同乡孙中山书信往来，言“我辈既已定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其中所言“调停”之事，即为力劝康有为放弃保皇，转向革命，共谋报国大举。真是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借用一句网络妙语：“我为天下操碎了心”！当康有为得知“调停”之事，大为光火，立令梁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康有为也是执拗得有理：当今皇上身陷瀛台囹圄，“知遇之恩，不报有愧”，他何以能放弃“保皇”？
师生关系的重新修好对康梁来说可是一件颇不轻松的事儿。在1900年3月26日致康有为信札中，梁启超深深忏悔自己擅自与孙合作之乖谬：“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但裂痕既已生成，就像一口破缸，箍得再好终究是破了，重要的还不是“徒儿知罪”的态度如何，而是梁启超从学理上已经偏离“保皇立宪”的思路，他当前只是有些举棋不定罢了。
在日本以及游历夏威夷和澳洲期间的见闻，尤其是所见识到的西学，让梁启超终于告别“托古保教”、“君主立宪”，转向“三界革命”以图“新民”。1902年起，梁启超屡次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反驳康有为的“保教”言论，毫不容情地指出：我国学界的光明、人物的伟大，兴盛于战国时期，那是思想自由之明效。自汉以来，思想束缚于孔教，不能自开生面。今天的保教者，“所爱者仍在孔子，不在真理”。蔡元培多年后所做《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与此同调啊！“张勋复辟”的丑闻爆出后，梁启超闻听康有为曾奔走有功，发通电怒斥自己的先生为“大言不惭之书生”，而康有为则痛骂“梁贼启超”为食父的恶禽“枭”、食母的恶兽“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少壮之年已经缔造了自己的学问巅峰，所谓“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抱残守缺；而永远“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常被污为“善变”的梁启超，离自己的恩师越来越远，被骂作“不屑之子”、“忤逆之徒”！
其实，二人反目归反目，并不代表自此相互拆台。康有为终其一生都视梁启超为最信任和最可骄傲的弟子，那种欣赏既出自曾共同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诺，还有才智相当的惺惺相惜、棋逢对手的酣畅淋漓！同样，“吾爱吾师”与“吾爱真理”并行不悖的梁启超，终生对康有为以师事之，尽其所能满足老师的晚年所需。从康梁的师徒关系，我们也可以发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年代梁启超与诸弟子如丁文江、徐志摩师徒感情的草蛇灰线。这令我回忆起2005年春拜访梁启超的小女、时已八十九岁高龄的梁思宁时的情景，她依然对梁家当年受康有为“保皇史”牵连无法释怀。或许，思宁不愿深思：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梁启超晚年何以仍对康南海礼遇有加？
现在谈起康有为与梁启超从共襄盛举到分道扬镳的轶事，说他们迂腐与坚持也好、风骨与变通也罢，还是会引发我们的思忖：无论是“外化之学”还是精神传承，都需要胸襟以及“真理至上”的信念吧。
万木草堂闭馆的钟声已响，跨出廊门时我竟然有些失措：世风的洪流过后，我们是否也该对历史书上白纸黑字命名的那些落伍者、失败者预留一份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