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改变之前派兵“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实行“碉堡政策”。所谓“碉堡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在根据地周围连绵建筑一道道封锁线，在步枪火力能够交叉的地方修筑两个碉堡，每五个碉堡之间建筑一个大碉堡，并用公路连接起来，形成碉堡公路网，然后修建储藏弹药和给养的仓库；接着在若干距离处又修筑第二道碉堡封锁线，建筑的方法与第一道相同，待第二道完成后，再把第一道拆除，将砖石材料移建第三道碉堡。这样，逐次推进，在飞机和大炮的配合下，向根据地匍匐蚕食。这无疑增加了苏区的困难，使其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断绝，一时之间，苏区的物资变得异常匮乏，就连生活必需品食盐都难以供应。
实践证明，这种办法确实在第五次“围剿”中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蒋介石命令部队每天只向前推进固定的距离，然后就开始修筑碉堡。无论红军如何“示弱”，国民党军队皆不予理会，这让红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的战术基本失去了效用。而且蒋也仿照德国，对现役军官进行轮训。据当时在国民党军第十八军任连长的杨伯涛回忆，自从1933年蒋介石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后，该军上至军长、下至排长均分批前往受训。经过此次集训，该军的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军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身着布制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这种办法使红军的狙击手无法确定狙击目标，同时也使国民党军士兵的战斗力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各师、团部均设置武装便衣队，专门负责侦查。这样，加之共产党方面的德国顾问指挥失误，红军损失惨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所有的德国顾问中，最著名的是有“国防军之父”之称的塞克特将军了。塞克特曾在蒋介石的盛邀下两次来华，他1934年4月第二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之职时已是67岁高龄。蒋介石对他十分尊崇，使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自夸为“军事上的孔夫子”。南京给他每月2000美元工资，是前任顾问魏采尔的3倍，据说这是“南京政府付给一位外国顾问的前所未有的高薪”。他的门口还有礼仪士兵站岗，平时有4位保安跟随，旅行时乘坐特供的车厢。蒋介石不在时，他还可坐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召见中国军官。1936年12月27日，塞克特因心脏病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还特别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后回溪口休养，由何应钦代他致悼词，给予塞克特高度评价。
德国顾问们在华使命的结束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德国顾问都是值得书写的重要内容，因为他们对中国政局、军事力量的变革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蔓延，这些顾问们都先后结束了自己在华的使命。
先说李德。在他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反“围剿”频频失利，最后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因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被批评，接着被取消了军事顾问的名义。失去了顾问职位的李德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的全部路程，最后到达陕北。由此，他成为唯一一个经历过长征的外国人。
李德在长征途中也经历了每个普通红军所遇到的困难。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对长征中过草地时的艰苦程度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灰色的云层挂在天际，几乎一直贴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淅沥，夜间雨雪交加。四处没有房屋，没有树，几乎连一丛灌木也没有。我们蜷缩着坐在高出沼泽的小丘上睡觉，只用薄毯子和大草帽这些军队发的装备，或者用油纸伞以及在极少的情况下用缴获的无袖雨衣来遮盖自己的身子。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在寒冷和疲惫中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