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
辛亥革命后，为何会有军阀混战？
抗战胜利后，为何不能和平建国？
一代真儒亲历，用可信的细节，再度审视民国。
回顾一个民族的挣扎与奋斗；品味一个时代的壮阔与叹息。
《忆往谈旧录》为20世纪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回忆过往文字的结集，记录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前后、抗日战争、国共和谈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经历，例如，作为记者，他亲眼见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作为学者，他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都有交集；作为社会改造运动者，他在山西、山东、河南等地与阎锡山、李济深、韩复榘等人建立了情谊；作为爱国人士，他与国民党“军神”蒋百里惺惺相惜，多次请教并探讨抗日时局；作为民盟秘书长，他亲自参与了国共和谈，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近距离的互动……，由于是记录亲身经历的文字，且涉及诸多大人物、大事件，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自上世纪80年代初版以来，深受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美国。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那是一九一二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外边兵变了。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职。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先生让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当时南京公布过一个临时约法，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也有个议会，就叫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也只好北迁了。临时参议院的组织内容，前后有变化。开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个人到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后来起了变化，三人改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参议会推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