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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我眼中的那些“边缘人”

2016-03-22 10:26:35  杨奎松  中华网文化  参与评论()人

杨奎松:我眼中的那些“边缘人”

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现到我的眼前来。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琐的样子。当时狱警拉开牢门,他毕恭毕敬地弓背低首,面对牢门,满脸堆笑,活脱脱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

…………

当时的我,和被捕之前一样,不过是个工人。我的确不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他该不该杀。但他的被杀,还是让我感到悲哀和困惑。

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破坏、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不考虑他投靠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动机,只从其投靠的事实来看,其罪充其量也只是未遂的反革命意图而已。既是意图,且行动未遂,自然也就没有和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有行动固然可以定罪,但无严重后果则罪不至死,当属至理。

这位不过三十多岁的“老犯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样轻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抛弃了?为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来惩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无以自拔?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为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更重要的是,和他的相处,使我彻底动摇了过去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那种观念,即凡是“反革命”就一定是坏人。因此,我不能不开始质疑,有没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这个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行为所逼出来的呢?如果一个本质上不坏的好人同时又是“反革命”的,我们又应当怎样来对待呢?

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后,这个社会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类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连“反革命”也已经不能入人以罪了。过去被视为反动的“人性”“人道”以及“人权”等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我是幸运的,赶上“四人帮”被打倒,“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因而不仅没有成为当年政治斗争和所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幸读了大学,甚至能够从事起非政治的学术研究工作。如果“四人帮”没有被打倒,如果“天安门事件”没有被平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谁又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即使有了如此机会,又有多少人因为过去时代所刻下的烙印而不能像我这样幸运呢?当年那些共同在干校、在工厂劳动的兄弟,有不少比我聪明能干,他们理当接受更好的教育,找得更好的出路,却未能如愿。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因文化程度和所在企业效益差下岗或早退,经济窘困,生活大不如前。每想及此,又怎能不让人感叹世道的不公呢?

因此,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从事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替许许多多蒙冤者找到一个他们一生都想得到的解释,去思考这个社会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再被恐惧的阴霾所笼罩,过上平静的生活。

(责任编辑:石豪 CC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