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出殡现场
夏衍回忆鲁迅葬礼前后
夏衍回忆鲁迅葬礼前后
《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夏衍的回忆录手稿，这是一本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值得一看的书。一代文化名人自述其曲折而又传奇的人生，是二十世纪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亲历者的文字。
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我，鲁迅病情严重。格莱尼契是美国进步新闻记者，他办事慎重细致，讲话不多，当他要我们写文章，或者要修改我写的文稿时，却总是用商量或征求意见的态度。我认识他，最早是杨潮给我介绍的。那一次的见面，也是在霞飞路杨潮家里。他和我讲到鲁迅病情的时候，嗓音嘶哑，几乎流了眼泪，他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他两眼凝视着我，要我把这一不祥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中国革命作家。他把“所有的”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他的心情，我当然是能够理解而又感到惭憾的。当天我就去找周扬，但只有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为当时我想只有沙汀也许可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我告诉他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还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志哀。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沙千里还告诉我们，从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
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北四川路到万国殡仪馆，还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于是一方面由孙夫人以治丧委员会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鲁迅逝世以及出殡前后的情况，当时，上海中外大小报纸上都有很详细的报道，但其中也不免有不实和杜撰之词。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中有一段详细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