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孙中山的那栋楼房，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墙外就是人来人往的街道。马格里离开后，孙中山从身上找出一张纸，给康德黎写了一封求救信。他用信纸包着硬币，攥成一团，隔着窗户朝马路上掷。但是，纸团落在院子里，被使馆的人捡到，交给了马格里。马格里立即派人把窗子封死，以免走漏风声。
孙中山并没有放弃希望，一直在琢磨脱身之策。10月16日，使馆的英国仆人柯尔走了进来。孙中山突然灵机一动——多数英国人同他一样，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个机会。于是，他开始同柯尔攀谈，巧妙地聊起了基督教。很快，同为基督教徒的柯尔对孙中山的经历感到同情，爽快地同意将求救信送出去。于是，孙中山又给康德黎写了一封信：“予于前礼拜日，被华人始则施以诱骗，继则复骤加强暴，将予幽禁于中国使馆中。一二日后，使馆将特雇一船，解予回国。回国后，必被斩首。奈何？”
10月17日下午，正在焦急打探孙中山下落的康德黎，收到了求救信。看完信，康德黎更加担心了。他匆匆地跟妻子打了声招呼，就赶往马格里家，希望得到后者的帮助——他并不知道，马格里正是诱捕孙中山的主谋之一。好在马格里当时并不在家。康德黎遂向伦敦警方报告了孙中山被绑架之事。
10月18日一早，康德黎再次来到马格里家，又扑了个空。他只好去找自己的好友、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孟生博士。康德黎刚刚在孟生家坐定，柯尔就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他是来向康德黎报告重要情报的——马格里是绑架案的幕后主使之一，不能让他帮忙！
康德黎和孟生听完柯尔的话，一致认为，只有英国政府出面，才能救出孙中山。二人立即赶往英国外交部。但是，当天是星期天，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全都在家休息。二人只好留下口信，忧心忡忡地打道回府。
在往回走的路上，康德黎和孟生都觉得，必须分头采取行动，以防使馆方面紧急押解孙中山出境。随后，孟生径直闯进使馆，要求见孙中山。他警告说，如果使馆方面秘密转移孙中山，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使馆自负。而康德黎则雇了一名私人侦探，叮嘱对方一定要在中国使馆外彻夜蹲守。接着，他连夜赶到《泰晤士报》社，向该报披露了孙中山被绑架的消息。
第二天，康德黎奉英国外交部之命，就孙中山被诱捕一事，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当天，伦敦政府根据英国外交部的通报，派出6名侦探，监视清政府驻英使馆。
10月22日，英国外交次长山德森致函马格里，宣布英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决定对此事加以干涉。同日下午，英国《地球报》的记者采访了康德黎，并以“革命家被诱捕于伦敦”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伦敦的其他媒体纷纷跟进，揭露中国使馆的这一丑闻。消息传出后不久，使馆门口就聚集了几千名闻讯赶来的伦敦市民。他们不断高声叫喊，要求释放孙中山。与此同时，英国外长沙里斯堡，向中国使馆发出了正式照会，要求中国公使根据国际公法和惯例，释放孙中山，“否则，英国将把清公使驱逐出境”。
在英国政府的严密监视下，龚照瑗一直无法将孙中山偷送出去。他在发给北京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诉苦说：“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犯党在馆旁巡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
10月23日下午，在英国外交部人员和伦敦警方的陪同下，康德黎一行来到中国驻英使馆，将孙中山接回家。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许多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和评论。孙中山的名字，就此传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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