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
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去年他的《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4月）在读书榜上大热，好评如潮；该书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经是第五次印刷，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但是，我认为收入该书中的好多篇文章其实都不容易理解，要作出精准的分析和判断更为困难。过去读他的东西的时候，还没有这样明显的感觉。虽然有些书评也指出了各种理解上的困难，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是其中的复杂性与敏感性。因此，折腾了一番，把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翻出来，在许多论题上对照阅读，也不无得益。
举例来说。新学期开学第一周课，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谈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下课后继续读《悲伤与理智》，读到《怎样阅读一本书》。这正是课后一位学生向我提出的问题，不禁想到在这个题目上我和布罗茨基的联系与区别。他给出的答案是“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理由是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既是传达人类体验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也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的写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另外，“一个人读诗越多，他就越难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105页）这些我也认同，碰巧我也曾在堂上谈到类似的观点。但是，严格来说这只是部分地回答了如何“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问题，与“怎样阅读一本书”并不太切题。读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发现有点类似的是，他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教学的时候永远是做同一件事：阅读一首诗，并以最详尽的方式解读；而那些“平庸的”、“总是指望能被教会怎样‘理解’诗歌、怎样分析一首诗作、怎样写出一篇能得高分的课堂作业的学生，是会让作为教师的布罗茨基感到生气和绝望的。”（239页）这样就可以明白，布罗茨基永远是在关注和回答那些他自己关注和试图回答给自己的问题。
与上面的例子紧密相关的是该书中分析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中的独特性和阴郁性的《悲伤与理智》一文。
布罗茨基对《步入》和《家葬》这两首诗逐行逐字地阅读、分析，对字眼、意指、音韵、意象、语气、角色、停顿、重复等的反复推敲，在不断地自我诘问中对隐喻、想象、欺骗、逃避、希望等心理的细微感受和表述，堪比最曲折、幽微的侦探推理。该书“译序”中介绍说，他的一位学生认为他并不迷恋对诗歌文本的结构分析，而是希望让学生理解一首诗的所有原创性、隐喻结构的深度、历史和文学语境的丰富，以及揭示写作此诗的那门语言所蕴藏的创作潜力。在我看来，他实际上迷恋的不仅仅是对诗歌文本的原创性和深度的分析，更迷恋的是他个人对语言、诗歌与人性以及人的命运之间关系的独特领悟与洞察。
再回到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有诗歌天赋的学生这样说：“他又重新开始不知疲倦地搓揉语言。曼德尔施塔姆的一行诗，发问，沉默。直到这沉默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他才开始带领我们穿过声响和联想的密林，其间穿插着大量插笔和微型讲座，论及诗歌形象的逻辑、诗歌内容的伦理学、名词的喻意、韵脚等等……”（238页）但是“平庸的”学生却这样说：“对阿赫马托娃的《仿亚美尼亚诗》进行冗长、枯燥的分析。这个作品有两小节，我们一行一行地分析了九十分钟。她有什么，她想说什么，为什么又没说。关于二十世纪诗歌，没有任何人从布罗茨基的口中（以及他对诗歌的解释中）获悉任何东西。失望。”（239页）由此不难发现，布罗茨基在该书中分析几位诗人的长篇专论来自于课堂上与学生一起的“缓慢阅读”。他最后谈到“悲伤与理智”：“那么，他在他这首非常个性化的诗中想要探求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他所探求的就是悲伤与理智，这两者尽管互为毒药，但却是语言最有效的燃料，……换句话说，这首诗是在扮演命运的角色。”（286页）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布罗茨基的确也是扮演着作为诗歌的守护人与阐释者的命运角色。
在思考和回答“布罗茨基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不能忽视的是他的独特、深邃以及伴随而来的复杂性。他把文学的地位、作用和荣耀远远置于政治权力之上，认为只有文学可以拯救世界。我们当然也希望如此，但是我们能够相信可以如此吗？在该书的《致总统书》中，他建议哈维尔总统最好能在国家的主流日报上连载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东诺夫、加缪或乔伊斯的书籍，把他们提供给人民，这样就可以使这个民族转变为文明的民族（235-236页）。对此，在1987年他的诺奖演说中有更准确的表述：“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54页）我想起在2008年的一篇呼吁保卫广州老街道、老骑楼的报纸时评中，我也曾提出把伟大的经典文学介绍给管理这个城市的官员，“应该尽一切可能培养我们社会的管理者和所有公民具有更多对于历史的人文温情与敬意”。当时就有朋友说我用心虽好，断无作用。时至今日，我们还会像布罗茨基那样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将拯救世界”的命题吗？但是，在这封信中他对哈维尔的批评却远比他提出的建议要深刻得多：他反对简单地对发生在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贴政治标签，也反对以这些标签划线；“就数千万人被杀、多个民族的生活均被摧毁这样的事实而言，这个标签就更无意义了。”（231页）他认为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也不是所谓的噩梦，而是人类的堕落，是一个全人类的、长期持续的问题；所发生的是“一场人类学意义上的巨大倒退，……它吸引了大量自私自利的民众，他们在行动中将他们的公分母降低为道德最低值。”（231-232页）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议题是，他认为“噩梦”的标签化使得民主世界让“恶”外在化，这种标签也使得那些曾生活在噩梦中的人、尤其是与噩梦战斗过的人获得可观的道德满足，从而免除了对自己的分析和批评（230页）。他不断强调的是人类本性的恶和与现实之恶，强调人类必须自我反省，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要好好想想为什么“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当然，在这里又似乎可以回应他关于只能以文学拯救世界那个充满信心的命题了；于是，我们又再次回到了“布罗茨基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在他的诗歌分析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是人（物）与黑暗的关系，不是自然发生而是渗透了选择、态度和立场的那种关系，例如关于画眉（其实是诗人）与黑暗的态度。弗罗斯特《步入》中有这几行诗句：“从远处立柱支起的黑暗中 / 传来画眉的音乐——/ 几乎是在召唤人们 / 步入黑暗和悲哀。/ 可是不，我是来看星星的：/ 我并不愿意步入。”不愿意步入黑暗，这是一种选择。托马斯·哈代的《黑暗中的画眉》，诗中的那只外貌并不十分诱人的年老画眉“决定就这样把它的灵魂 / 投向越来越浓的黑暗”，他认为“这两行诗所表达的便既是鸟儿面对现实的姿势，也是诗人面对现实的态度”（371页）。在布罗茨基的解读中，“黑暗”可能有着更复杂的内涵。但是，“决定就这样把它的灵魂投向越来越浓的黑暗”，这无论如何总是让人惊悚的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