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她的关注，是超越文学的全球性共振
随着新作《二手时间》中文版的出版，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再度成为中国文学界的关注热点。她的创作几乎不在文学的传统中，从起步阶段开始就坚守在口述实录的写作中。她对虚构性写作有天然的抗拒，曾说“我的耳朵在任何小说化的作品中都能听到虚假的声音”。就是这样一位写实性的时代记录者，最终以坚实的写作，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收集每一寸光阴”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曾说，她小时候听过很多次“疲惫的村妇们”讲的故事，“这些妇女没有一个人有丈夫、父亲或者兄弟。二战之后，我几乎看不到村子里有男人出没。”但这些女人的话题“并不提及死亡，却往往是关于爱。她们会一遍遍讲述当她们男人上战场那天，她们是怎么和他们告别;讲述战后她们是如何等待他们的归来，并且一直等待;许多年过去了，她们仍然在等，甚至不在乎男人是否缺胳膊少腿。”
这样的故事当然是痛苦的，但痛苦的故事被当事者温情表达的时候，事情的内核就发生了转移：悲剧性被讲述者巨大的承受力所稀释，生活不但变得可以继续，而且发散出源源不断的暖馨。这类的画面在她的记述中一再出现：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旁边的一张长凳上，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汁里还有铯———她俨然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圣母玛利亚。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这是一幅走出绝望的再生图，来自女性生命的深处，是母性力量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在近代工商社会形成之后，被日常生活的消费性一天天消解，日渐消失。即使很多人在理念上崇尚坚韧不拔，行动上却预留了宽敞的转向空间。阿列克谢耶维奇十分幸运，她是在不知不觉中，浸染在村妇们的叙事中，渐渐给人生打了个底，把痛苦置放在可接受的预期中。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这是她后来能够直面人类苦难进行非虚构写作的关键。《纽约时报》评论中说：“她的作品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这也是很多读者的共同感受。读她的书要有承受黑暗的充分准备，赤裸裸的悲惨画面层层逼来，每一页都令人痛惜。读者如此，写作者的沉重不言而喻。但她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面对，一笔一笔描画出来，这就不仅仅是勇气，必然有另一种比痛苦更伟大的原始性力量支撑着内心。《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有这样一个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细节：
我从前线回来，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会回来，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经在前线阵亡了。妈妈痛哭着说：“无论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国家，而你却是个女孩子。我总是在向上帝祈求：与其叫你受伤，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车站等火车，有一次看到一个被烧伤破相的女兵……我猛地一哆嗦，以为是你!
这样的观察，需要最大限度地贴近生存的苦痛，在生死一线的挣扎点上看到人的极限，看到常人在极端的困境中如何变得坚韧。她的主要作品都是对现实苦难的极度介入，每一本都验证着她的话：“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这可不是文学的渲染，而是来自最切肤的体会，光是写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她就花了4年时间，深入200多个城镇农村，先后采访500多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人。她不但从女性的角度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本相，还发现了以往写作的本质：“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她的不凡之处，在于靠女性的亲和，一再逼近历史的现场，获取最原生的画面。这让人想起著名战地摄影师卡帕的真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近些，再近些，这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奥秘。
她曾经用“我收集每一寸光阴”来描述自己的写作，这是当之无愧的。只有与最粗糙的人类生存表面贴身相伴，洒下细密的文学之网的作家，才有资格这样表达。
“我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应该说，美轮美奂的乌托邦与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些非虚构写作的风貌相差甚远。但对于她来说，“乌托邦”这个概念已经不是经典中的含义，在新的历史现实中，它代表了无处可去又不得不去的怪诞，具有最深刻的反讽寓意。《锌皮娃娃兵》中的少年，初上阿富汗战场心细如发，“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两三周之后，“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一个人，见到死人已经毫无感觉。”然而还是“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前线的女护士“见过多少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啊……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四肢完整的男人。”那个“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战前被镇压了”的女战士，“哪儿危险就往哪儿冲”，最后被炸断了一条腿，她似乎解脱了一样哭着说：“现在大家总该相信我了吧?”
这些故事，都是苦难之人的自我救赎，是经典乌托邦的颠覆，是在两种痛苦之中选择其一的黑色漂移。
自身命运与笔下人物命运的同一性，使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贯通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小人物在她的书中是绝对的主角，虽然卑微、飘零、被损害，但总是有不息的生存意愿。看这些人物，能唤起读者对苏俄文学绵绵不绝的记忆，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那些经典作品。但她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真实的人和生活，给人更大的震撼。
阿列克谢耶维奇总结自己的创作，很有力地概括：“我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这“另一个时代”是个复调的隐喻，既指向尚不可见的未来，更连接俄罗斯文学的昨天。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写作类型，能够让我最贴近真实的人生”
阿列克谢耶维奇能够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一席之地，既有文学的逻辑，更有历史的根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但遗留下废墟累累，也给文学留下了巨大的记录空间。以美国作家约翰·赫西《广岛》为代表的一大批战争纪实文学绵延不绝，掀起非虚构写作前所未有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出版的《冷血》又一次将非虚构文学推向了社会批判的前沿，带动了戴维·麦克林蒂克《黑幕：好莱坞的真实故事》等等重磅作品的出现。
在这些锋利的写作中，几乎没有女性作家的身影，原因何在?从传统角度说，女性文学向来具有内省的特质，即使描绘外部世界的繁纷生活，也带有内化的感情色彩，尤其擅长将尖锐的生存万象梳理到以爱情为中心的想象中。但这恐怕不是主要的缘由，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工业化、合理化之后的世界已经太僵硬，走出家门，大部分细节对女性来说都索然无趣。如同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谈论笛福的作品时所说：“上帝、人类、自然――这是我们心目中最崇高的三大事物。然而，每当我们想在此书中寻找这三大事物的崇高信息时，每次都被一些既不崇高，也无热情可言的生活常识顶了回来。”
回顾这个背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就极不寻常。她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文坛非虚构写作处于低潮的时候，像堂吉诃德一样出击在文学世界的空白处。这是个什么样的空白呢?是充满战争、死亡、殇离的历史时期，是冷战给人类带来文明冰河期的寒冷年代，是男性写作无言以对的文学溃退过程。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各种“理念”的能量用尽之后，文学似乎找不到一种切入时代的新叙事方式，去呈现全球性的新苦难。阿列克谢耶维奇注意到这一点，也敏锐地补了缺，10年前她写过一句话：“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写作类型，能够让我最贴近真实的人生。”她知道自己的写作不符合“文学家”的传统标准，但她自有坚定的判别：“即使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写的东西不是文学，是文档。今天的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能够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同，刷新了一句老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仿佛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衡量着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这种形而上的预设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全球性文学影响彻底解构，她的创作渗透着俄罗斯古远的文化传统，精神深处储藏着苏联时代的沧桑体验。民族身份使她对自己经历的历史有更为古老的理解。有了这些非虚构写作，人们才能够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于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关注，实际上是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是一种超越文学的全球性共振。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收集每一寸光阴”
“我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写作类型，能够让我最贴近真实的人生”
阿列克谢耶维奇
1948年生，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擅长纪实性文学作品。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等。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