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伟长
文学有一项功能，就是保存记忆。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家族记忆，或者是私人记忆，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直接或者间接地得以保存，然后等待后人在阅读中激活。这是我读程小莹长篇小说《女红》，想到的第一条价值。程小莹用文学的方式，保存了一份关于上海工厂，特别是上海纺织女工人的历史记忆.
在人们普遍善忘的今天，历史记忆尤其显得珍贵。当人们大多只顾埋头往前奔，并不愿意往后看，遗忘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比如当年沸沸扬扬的上海百万纺织女工下岗大潮，至今不过二十年，似乎一转眼的时间，已不再有多少人提起，不说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连当事人似乎也不愿提起，就像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一座城市的遗憾，一个人群的遗憾。当程小莹的《女红》以纺织女工为人物图谱，试图重新激活人们对纺织女工群体的记忆时，怎能不激发我的好奇，90年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纺织女工又是怎样的一群人。
在程小莹的笔下，呈现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90年代，一个欲望和迷惘交织的年代，一个纺织工厂开始衰败的年代，一个百万纺织女工开始下岗的年代。作为昔日上海城市的第一支柱产业，上海纺织业造就了一支赫赫有名的产业工人大军，甚至造就了一些“工人贵族”。当纺织业没有了，这支大军也就溃不成军，工人贵族瞬间跌落为社会闲杂人员，这里头的百般滋味，与谁诉说。小说里有个比喻，说纺织业的衰落，就像一只恐龙，轰然倒地，很是悲壮，也实在可怜。即使大如恐龙，说倒也就倒了，说灭也就灭了，称得上是溃败。能够从这份窒息般的困境重新站起来的人，真有劫后余生的感觉。今天再看“下岗”和“再就业”这两个词带着浓厚时代况味的词语，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它所含的屈辱乃至绝望。
《女红》记录下了这段灰暗的纺织历史，在上海文学的轨迹中，这是新鲜的，是独特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是我们以前常见的工人小说中不具备的内容。不可能假装这段历史不存在，也不可能漠视这群女工下岗之后各种参差不齐的生活。能够选择写这段城市记忆，《女红》就已经有其价值，能够写得如此温和，甚至带一些悲悯，更为难得。或许只有在时过境迁后，才能平复心境坦然面对过往的伤痛，才会给本来已经足够残酷的生活增加一些温情。
如果说女工题材是一种集体记忆，那程小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情感更加令人动容。显然，他是有工厂情节的，或者进一步说，像程小莹这样有工厂生活背景的上海爷叔，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对已经逝去的工厂生活有着某种眷恋，身体的眷恋，和心理的眷恋。这份眷恋在经历岁月沧桑的过滤之后，越发醇厚，也越发干净，穿透了工厂倒闭下岗的痛苦，甚至对伤痛还有所舒缓和修复，直接回到工厂生活本身。他们的青春年少，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梦想，甚至他们对女人的渴望与想象，统统与工厂有关，尤其在纺织厂这样女工们扎堆的地方，青春的荷尔蒙一直在发烧，即使在多年以后，不再年轻，再见当年的那些女人，风流依旧漫过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