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加藤氏肯定了慈禧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的成绩，但也没有对慈禧残忍杀害珍妃、生活奢侈浪费的事实加以讳饰。他指出慈禧的野心只是“享受最高品质的生活”，所谓权势对她来说就是在奢华的家具和日用品包围中生活，享受美食及旅行，每次生日都作为国母得到庆祝。“在还没有奥林匹克和世界博览会的时代，皇帝和皇太后的大寿是向国内外展示国力的国家级庆典。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建国四十周年、五十周年这种逢十周年纪念时就举行一次国家的祝贺活动，向国内外展示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应的，清朝庆祝的不是建国纪念日，而是国家元首的生日。”加藤氏认为，慈禧的奢侈并非她一个人的私利私欲。往坏里说，是举国的“寄生虫结构”；往好里说，是“收入再分配”。“只要不让这一利益循环停止，王朝的命脉就能保住。”奢侈拉动消费，贪污有利于经济发展云云。
加藤氏通过西太后身上来考察中国，眼光也非常毒辣。当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一年零四个月前，打扮成百姓模样逃亡的西太后，意气风发地“凯旋”，回到北京。她到底战胜了谁呢？加藤氏认为：“抱有这个疑问的，只有不了解中国政治常态的不通人情世故的外国人。她不是因为胜利了才回来的，而是因为(能够)回来，所以胜利了。”加藤氏认为，西太后的统治是现代中国的小型试验场。慈禧纵容的义和团运动表现出的大众能量此后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表现出来，红灯照中的少女战士和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少女李铁梅，以及文革中的女红卫兵有相似之处。存在于洋务运动根底的中体西用精神，在现今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再次出现。中国社会的精神土壤，与清末相比并没有变化。在西太后的最后十年所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可以发现其影子，也足见“走出帝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