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写过一篇挺有名气的文章——《我怎样读<论语>》，藉读《论语》以谈知堂：
“我生平常常有一种喜不自禁的感情，便是我亲自得见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够得上一个‘信’字，中国人所缺少的一个字。他够得上一个‘仁’字，存心总是想于人有益处。晚年不但是个人主义的存心，而是国家民族主义的存心，正是一个‘信’字的扩大充实，一个‘仁’字的扩大充实。因为国家的命运不好，他寂寞地忠实于自己的见地，故与群众相反，这是信。敌寇当前，他还想救人，还想替国家有所保存，这是仁。这个人现在在狱中，他是如何的‘忍辱’（这是他生平所喜欢的菩萨六度之一），他向着国家的法律说话是如何的有礼。”
此文发表在一九四八年的《民国日报》，其时南京高等法院的终审判决已下，判处周作人徒刑十年，于老虎桥监狱服刑。此时的废名写这样一篇文章（且有报纸全文照登），真是逆流而上，勇气可嘉。无出意料，他的声音“茕茕孑立”，没人回应。而很快，时代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样的话题亦形格势禁，湮没于荒芜的蔓草之间了。
周作人之复杂，体现在后世的评论话语纷纭复杂，且相互冲荡，乃至对立。此处只拈出若干与废名多年前的声音有丝丝缕缕联系的，可看出一些微妙所在。
梁容若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知堂乃圣贤类型人，如托尔斯泰、甘地一流人，所谓入地狱救人，去现在的时代太远，非轻易可理解。我只说了论语八仙七人吸烟，只周不吸烟一事。昔年曾作吴凤歌一首，所憧憬者为此种境地，亦菩萨杀身饲虎一类行谊也。”这与废名的论断可以相映，一个将知堂与孔子、陶渊明相比，一个将之比如托尔斯泰、甘地，评价非一般的高。梁容若认为知堂之举“非轻易可理解”，而废名说“他寂寞地忠实于自己的见地，故与群众相反”，意思是相通的。至于菩萨六度及杀身饲虎云云，这倒是来源于知堂自己的不辩之辩了。
另有谷林写的《德不孤，必有邻》一文，更是直接从废名《我怎样读<论语>》生发出来的，而有意味的是，谷林征引了《三国演义》中的《刘玄德携民渡江》中的段落，且评曰：
“后世的臭皮匠有无曾想考问过诸葛先生的？要他亮出统计数字，问他一个襄阳兼容得了‘两县之民’否？还得防万一‘不愿者留下’意外地为数不少，或则日后‘蕃衍盈升’，该不该为此‘留’者预筹生息将养之计？如何调度，谁来做主？许宝骙先生曾经给自己戴上过一顶‘曲线救国’的帽子，仿佛他就是被这些问题搞糊涂了，还请来张东荪等两位一起参谋（恰巧凑成‘三个’），商量定当，依旧由许先生挺身而出，去向周作人进‘说词’，竟然触动了知堂生平所喜欢的‘菩萨六度之一’，成了废名先生所谓‘不知而作’的‘躬行君子’！我只不过是在看《三国演义》时见到‘号泣而行’、‘哭声不绝’那些字样有些不能无动于衷而已。”
话说得有些绕，但其中的棱角之分明还是历历可见的。谷林以对三国故事的诠释，几乎是遥相呼应了近半个世纪前的废名。刘玄德之“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就是废名所言“敌寇当前，他还想救人，还想替国家有所保存，这是仁”；且废名与谷林对菩萨六度做互补式的阐释，烘云托月，塑造他们心目中的知堂老人。
重新评估历史人物，多元的话语是其应有的特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那勿管何种声音，听听总是无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