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书记
在农历新年的喧闹尚未完全散去的夜色之中，传来华东师大政治系青年学者江绪林自戕身亡的不幸消息。在痛惜之际，学界更震动于逝者生前苦苦执着的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追问，而其遗言中对藏书的处理吩咐，也让读书人闻之唏嘘。
关于生与死的抉择，西哲多有言述。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死是“趋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 death)，也就是说，人活着、生存着的方式就是“向死存在”的方式，即“向死而生”。那么，人只有积极地面对死亡、思考死亡才能获得生之存在的意义，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畏死”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活在死之中，“向死”而筹划自己，实现自己。科耶夫吸收了海德格尔的生存-死亡观，承认“人的理想只有通过终有一死和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人才能实现”，进而认为基督教的理想王国只能在此世、在地上的国家中实现。在哲学、政治学与神学之间，“向死而生”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也肯定了只有通过“生死斗争”，人才能体现自由的本性，并且更能体验生存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从西哲的殿堂回到这个浓黑的春寒之夜，我想起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的结尾处写道，那孩子已经永远地游到河里去了，“我”的内心如何被强烈震撼：“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有人出生和死去，真理将永远存在……”那么，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还存在我们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这就是“向死而生”的时刻。
读《审美政治化：德国表现主义问题》（曹卫东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该书是“德国学术”的第三辑，核心议题是“德国表现主义”如何将艺术引入政治领域，审美又是如何被政治化的。该书前两辑分别讨论了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运动“德国青年运动”和政治运动“德国保守主义革命”，从青年运动、保守主义革命到审美的政治性，编者的用意是构成分析纳粹前德国社会思想状况的整体，化解对纳粹德国的刻板认识，力图认识在残暴的历史表象之下涌动的民族精神，要揭示那种远比纳粹政权这个带有历史偶然性的结果要深刻得多的民族精神。这种思考路径与前后呼应的关系是颇为明晰的，用编者的话说，就是关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浪漫主义之后，近代德国如何走向纳粹？
回想起来，我最早接触德国表现主义是在1982年春天，“德国表现主义画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展出，同时出版了一本展览图册。这是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展览，我至今清楚记得在展厅中受到的强烈震撼，当时我已经感到，德国表现主义不是纯由艺术史发展出来的一种风格流派，而是直觉地把它视作在社会与战争危机的情绪中爆发出来的反抗呼声。后来进一步思考的是，早期表现主义者在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表现为对现存社会的麻木保守性和技术对人的统治性的仇视和破坏的心理，如理查德·谢帕德所指出的：“一切表现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强烈的共同仇恨，来源于他们的信念，即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发展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智力和意志，忽视精神、感情和想象，正在残害和歪曲人的本性。”（《德国表现主义》，参看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当然，仅有这些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本展览图册的“引言”中，保罗·福格特指出，对德国表现主义的任何分析都不能离开两个事实：一是它普遍深信推翻现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关系的迫切性；二是它所强调的对内心世界的表达是深深地扎根于德国民族的思想与艺术特性之中的（凯伦·格罗霍维亚克编辑）。
《审美政治化：德国表现主义问题》所收论文，涵括从思想史到社会史、从绘画到诗歌等艺术领域的广泛议题，其中由本辑两位编者撰写的核心论文则是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德国表现主义运动的思想光谱，追寻着这场文化运动与整个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系。“总而言之，表现主义运动从时代中汲取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带着浓厚的时代批判内容，在表达为一种全新的艺术激情的同时，也不啻为一种理性批判，一种对现代性成就的批判。在较为特殊的意义上，表现主义成为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的精神前哨。更广泛地说，作为审美现代性问题，德国表现主义运动在思想史上的精神遗产仍待发掘。”（第9页）该文的第一部分“尼采的诱惑：德国表现主义的精神构型及其作为现代性问题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勾画出德国表现主义运动作为现代性问题的精神光谱，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哈贝马斯如何回应尼采的现代性批判所提出的方案的探讨，两位作者认为这是从目前来看最重要的路向。的确，“正是哈贝马斯，进一步将德国表现主义与整个审美现代性问题关涉起来，从而为我们分析德国表现主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想史视野”（19页）。该书收入的哈贝马斯《“政治性”——政治神学可疑遗产的理性意义》是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哈贝马斯提醒重新思考具有宗教内涵的“政治性”概念及其理性意义，继而批判了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性概念”的极权主义实质，也通过与约翰·罗尔斯的辩论而分析了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政治性概念与“理性的公用”的关系。最后，他强调推进民主体制的进程是一个学习过程，指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应该进一步穷尽宪法原则的规范性实质；而在全球层面坚持人权的普遍性意义，并且有必要为多文化的世界社会构想一个立宪框架（281页）。
回到“浪漫主义之后，近代德国如何走向了纳粹？”这个核心议题。两位编者对表现主义运动中的著名诗人、后来成为纳粹政权支持者的戈特弗里德·本恩展开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揭示了德国表现主义运动向保守主义思想和纳粹极权主义蜕变的思想逻辑和内在理路。对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彻底否定，对国家威权主义美学和德意志虚无主义的认同，对“西方没落”的时代病理的诊断，以及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否定，所有这些都是促成本恩投入纳粹怀抱的思想根源。汉斯·齐默尔曼的《政治的审美化：戈特弗里德·本恩》指出，本恩和海德格尔一样，都是被纳粹作为掌握政权的招牌，而他们对希特勒的支持是其思想的发展后果；他们都希望对权力产生影响，甚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海德格尔希望能成为第三帝国的首席哲学家，而本恩似乎想成为当时的普鲁士艺术科学院诗歌艺术系的主任。不过，他们最终都看错了。当纳粹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就不再需要这些不太值得信任的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198-199页）。作者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所有像本恩这样为极权而辩护的人都希望将普通人的生活层面的幸福全部夺走，转变为纳粹党所命令的教条——禁欲、缄默、顺从、工作、奋斗。但是这些人其实非常了解“举着一杯好葡萄酒晃动的生活是好的”（200页）。最后我们可以说，那些匍匐在权力背影下的纳粹文人不管如何顾盼自得，其实都是“向生而死”，也就是“生”在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