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
一
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接触欧洲，是从身边的生活用品开始的。直到现在，中国人划分世界还用两个概念：西方和东方。西方是指欧洲和北美，东方是指中国和中国附近的国家。由于水的关系，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还用另外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本人为“东洋鬼子”。随着“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入侵，他们的商品也源源不断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边。我小的时候，村里人仍称煤油为“洋油”，点燃煤油的灯为“洋灯”，村里织布机织出的布叫“土布”，从西方漂洋过海运过来的机器织出的布叫“洋布”，洗脸的肥皂叫“洋皂”，自行车叫“洋车”。俺村的吃、穿、行，都和欧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随着“西洋”人对中国的入侵，他们不但带来了物质商品，也开始播种精神之花。精神产品的主要代表是宗教。一百多年过去，在我的家乡，仍有一部分人在信仰天主教，就是一个明证。当然，精神产品的输入，不像自行车和洋皂的输入那么便宜。上个世纪初，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我的家乡传教，就留下许多笑话。他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便想让杀猪匠信主。杀猪匠：“信主有什么好处呢?”牧师：“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我现在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这下把牧师难住了，又换了一个角度说：“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杀猪匠倒点头：“那倒是，任何人都有难处。”牧师：“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杀猪匠：“主能帮我做什么?”牧师：“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呢?”这种精神层面的激烈冲突，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融合到一起的。在中国生长开花的西方的精神产品，也是跟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相互妥协和因地制宜的结果。就像韩国菜去了中国，中餐去了西方一样，都已不是原来的味道。我曾把这个意大利牧师，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表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敬意。
三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但反映在宗教等精神层面，更多的，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两条河流交汇到一起时，误会便会油然而生。当然，误会会产生许多冲突，但误会也会推动双方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误会会产生许多乐趣。生活中没有误会，就像生活中没有正义和真理一样，马上会显得暗淡无光。一九九三年，有两个德国朋友，随我到了河南，到了我们村，与我外祖母有一番对话。那年我外祖母九十三岁。两个德国朋友一个叫阿克曼，一个叫威兹珀。外祖母问阿克曼；“你住在德国什么地方?”阿克曼：“德国北方。”外祖母又问威兹珀：“你呢?”威兹珀：“南方。”外祖母用我们村庄间的距离丈量后，感到奇怪：“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阿克曼非常幽默：“赶集。”外祖母明白了。接着又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两个德国朋友摇了摇头。外祖母：“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阿克曼又幽默地答：“德国人比较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没听懂。”外祖母想，没听懂就算了。又问：“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八分。”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阿克曼身高两米)，怕是吃不饱。”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八分，是八亩。”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八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分别的时候，两个德国朋友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舍。
四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似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论，还是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一个根本的例证是，东方人看世界，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西方人看世界，恰恰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譬如讲，我从小长大的村庄，用中文来表述，就是：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而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在信封上的表述是：老庄村王楼乡延津县河南省中国。两者的表述，是截然相反的。不要小看这个差别，证明在两者的目光里，相互已经把对方的世界颠覆了。二〇〇九年夏天，我在欧洲住过两个月。九月份的时候，我来到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临着莱茵河。这天傍晚，我和杜塞尔多夫的朋友麦润在莱茵河畔散步，我顺口问了一句：“莱茵河的河水有多深?”麦润马上显得非常紧张，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她说：“因为，莱茵河水的深度，春天跟夏天不一样，秋天跟冬天也不一样。”我听后哭笑不得。这不是对一条河的判断，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哲学的不同。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你随便问一个村人，村边河水的深度，他都会马上给你答出来。他不会考虑春夏秋冬，他关心和想到的，就是当下河水的深度。如果他不知道精确的深度，也会说：“大概两米吧。”或者：“大概两三米吧。”知道这种差别，我就不再难为麦润，不再追究莱茵河水的深度。第二天傍晚，我和麦润又见面了，麦润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用麦润的逻辑，回答了麦润：“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今天过得早晨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晚上又不一样。”麦润弯着腰笑了。
五
说到文学，我十分理解亚洲当前存在的焦虑：克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学。但我要非常遗憾地说，单说到文学，起码在中国，从来没有以欧洲为中心过。从时间上讲，西洋文学来到中国，比洋灯洋布洋车和洋皂晚多了，比西方的宗教也晚多了。日常用品和宗教，从十九世纪中叶，就随着洋枪洋炮大踏步地涌入中国，而西洋文学来中国走亲戚，却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给外域文化和文学在中国的插脚，提供了方寸之地。但是，当时能走到中国来的欧洲文学，并不是同时代的欧洲文学，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古董和老人家，如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化和文学的相互交会，总会有一个时间差。但是，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快被东洋鬼子也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给打破了。当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文化和文学的功能就会脱离文化和文学本身，而转到社会和民族的层面。那时在中国最流行的文学是“抗战文学”，也就是描写中国人抵抗日本人那场战争的文学。中国现在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那时文化和艺术的集中体现。于是，西洋文学的幽灵，仅仅在中国停留了片刻，就被东洋鬼子的枪声给赶回了老家。接着是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提倡的是革命文学。应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欧洲文学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这时的欧洲文学，指的不是以英、法、德、意为中心的欧洲，而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前苏联。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苏联作家的名字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的大街上，开始跑欧洲的汽车；中国的家庭里，开始有欧洲生产的电视和电冰箱；欧洲文学和欧洲的作家，才随着这些汽车和电冰箱来到了中国。中国读书的人，开始知道萨特、加缪、普鲁斯特……但是，这些欧洲作家在中国的时运也不济，因为美国文化，如豺狼虎豹一样，也紧跟着来到了中国。他们的步伐，可比欧洲文化和欧洲作家快多了。因为他们的文化大多是商品，于是很快像汽车和电冰箱一样，全面占领了中国的文化市场。如今二三十岁的中国人，如果他生长在城市，他从小吃的肯定是肯德基和麦当劳，电视里看的是NBA，电影院里看的是好莱坞大片。如同上世纪初，洋车洋皂来到我们村一样，这一代是吃美国物质和文化的奶长大的。欧洲文化和文学，跟他们几乎没有交叉过。欧洲文化和文学，仅仅生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欧洲已经衰落了，所有的年轻人，都到美国去留学。欧洲，仅仅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六
我想说的是，作为文化和文学，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文化和文学的兴盛，与创作者有关系，但是，跟时代、民族和民族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更有关系。就好像但丁和莎士比亚必定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萨特、加缪和普鲁斯特必定产生在上个世纪的法国一样。如果说，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从过去到今天，文学以欧洲为中心是一个事实，那就证明，欧洲确实产生了如萨特、加缪、普鲁斯特这样伟大的作家，并具备产生这些伟大作家的社会和生活条件。摆脱和克服这个中心是没有用的，更明智和有趣的做法，是如何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创造条件，产生出如萨特、加缪和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或比他们更伟大的作家。今年二月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办了第二十一届冬季奥运会，女子花样滑冰项目，过去都是以欧洲为中心，今年，韩国的金妍儿，就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打破的方式非常简单，她跳得比别人好，拿到了世界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