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食与文化》：汪曾祺的弦外之音
《旅食与文化》 作者：汪曾祺 九州出版社 2016年2月
《旅食与文化》：汪曾祺的弦外之音
◎瘦猪
汪老晚年笔耕尤勤，兼之到处游玩，心情大佳。可就在如此情形下，仍忍不住写点右派经历，或对时政的看法。顺手一笔，点到为止。
汪曾祺先生《旅食与文化》散文集，硬壳封面，画了一盘螃蟹。我以为是汪老的画，该书编辑黎明兄说这是白石老人的，我闻听有些失望。齐白石的画当然错不了，但汪老的螃蟹、白菜、西葫芦画得也不赖呀。汪老之书，用其书法绘画，我觉得更好。
旅食，就是旅游和美食的合称，汪曾祺先生认为这是杜甫的首创。杜甫“旅食京华春”诗句里的“旅食”，更偏于客居的意思。旅食一词，古人诗词里多见，杜工部最少用了三四次。《晏子春秋》里也出现过，“君子有力于民则进爵禄，不辞富贵；君子无力于民则旅食，不恶贫贱。”相当于没了工资。汪老不是不懂，他是在强调，旅游嘛，遍尝所到之处的美食是其应有之义；美食嘛，非至食物发源地、兴盛地而不能得尝地道者也。
评论汪老的文章俯首皆是，我也说不出更多花样，却可以就汪老的文章引出一点略微不同的读书看法来。
汪老之所以能游遍华夏，乃至出国，实在是托了官方体制的福。中国稿费极其低廉，这也算是对作家的额外补偿吧。但愚以为，游记里出现“某某作协、某某文协、某某笔会”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名字，很煞风景。
汪老文章里有意无意地会流露出一点感慨来，与其经历，与现当代史不无关系。汪老晚年笔耕尤勤，兼之到处游玩，心情大佳。可就在如此情形下，仍忍不住写点右派经历，或对时政的看法。顺手一笔，点到为止。在我看来，不肯深说的东西却是重点。重点而不能大写特写，也就成了沉重。寥寥的几行字，是文章的压舱石，像风筝的线轮，有了它，主写轻松、愉快内容，行文轻盈的文章就有了根基。例如他写花写金鱼写萝卜，总要添点他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遇到的人和事，或是他的亲身经历。有些话汪老说的很隐晦，一不留神就过去了。例如他写泰山的文化渊源，议论泰山之大与他对泰山的印象（《泰山片石》），忽然杂了一句，“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这一定是有感而发，在讽喻一些事情。因为汪老旋即写了两个曾经在泰山封禅的皇帝，坐实了我的想法。这两个著名的皇帝被写进一首著名的词牌里后，更加著名。游记之怀古喻今的效果极为强烈。《林肯的鼻子》也有一句妙语，“这里倒没有林肯的亲密战友的任何名字和形象”。这些话，年轻一点的人恐怕读不太懂吧。然而汪老的浅尝辄止，又传达了另一层意思：他老人家不愿意忘记那些事情，同时也不愿意过分触及。
1948年夏天，汪老曾在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那时的正规名字叫国立北京博物馆，后来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别和故宫博物馆搞混啊。汪老在此的工作很清闲，也就是看管库房，更换一下说明卡片。下班后到筒子河边看人叉鱼、算命，晚上读读书。1986年，汪老写文章回忆当时夜晚的紫禁城，“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读到这儿，我心一凛。因为汪老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建国后也曾在这里工作。两位先生的一生中有一段时期的境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应该说，中国同一阶层的人都是这样。历史浪潮异常凶猛，裹挟之下，大多数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冲向了同一方向。但由于具体时间差异，两人的心境却大不同。“北平一解放，我（汪老）就告别了午门，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了。”而沈先生在1951年的一封信里写到，“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这段独白后还有更痛苦的自我分析和定位。与他的学生相反，彼时的“世界都是热的，就沈先生这里一点是凉的。”
我不能确定汪老写《午门忆旧》时，读没读过老师的这段话。我情愿理解为汪老读过，且有意为之。即使不是，也能从文章里看出汪老对那段特殊经历并不耿耿于怀。师生俩皆是能食苦如甘之人，相比之下，老师较激烈，学生较平静，否则前者不会曾两度自杀。沈先生平淡的文字里，可读出浓郁来；汪老则是浓郁中读出平淡。比如我们读沈先生的《边城》和汪老的《受戒》就会发觉有这个倾向。作家的性格会体现在作品里，但也不是绝对的。这种比较当然亦是粗略的，有些勉强的。
回到《旅食与文化》上，还有一点挺有意思。汪老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珠市口附近的一条老街，有家商店卖骡马车配件。“北京现在大车少了，来买的多是河北人。”2002年我初到北京时，惊讶地看到一驾马车在白石桥招摇过市，但也仅此一回，往后就只能在远郊区的旅游点看到供游人骑行的马匹了。快速发展中，必然有旧事物消亡，有新事物诞生。汪老相信高度现代化之后的北京还是北京，他觉得北京的大树不会少，“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想起那些大树，我就觉得安心了。”北京的大树近些年的确不减反增，但究竟是不是汪老心目中的样子，斯人已乘黄鹤去，无从问起了。不过有些事有些人，却一定出乎汪老的意外。汪老写改革人物褚时健，满篇赞誉，而那时褚时健的确风头正劲。只是汪老过早驾鹤西游，未能看到后者之沉浮，否则该更有感触了吧。
我还是爱看汪老“纯粹”的，与时事政治远一点的游记或美食文章，但读的过程中，偏是带有时事政治色彩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更深刻。奇怪。后来想了想，又觉得很正常。
汪老因为参加《沙家浜》剧本写作，被某大人物格外照顾。大人物失势后，众人皆群起而攻之，唯独汪老只说她的好话，因为汪老认为自己确实受了她的恩惠。仅依据这点，汪老的散文可作信史来读。这是题外话，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