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用来记录的鹅毛笔
一把用来打开隐藏的抽屉的钥匙
这些比喻性的钥匙
诗人合情合理地把它们归到回忆的名下
——华兹华斯《回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俘虏
今年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三十周年。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前苏联治下的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连续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这次事故中，有9.3万人丧生，27万人因核辐射罹患癌症。这次核事故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第二例为2011年3月11日发生于日本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2015年，白俄罗斯纪实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见证文学再次受到瞩目，面对巨大的人为的灾难，选择沉默、遗忘，还是呼喊、纪录，亦能折射一个时代文明程度。
1、谁，在我呼喊时
但它也可以作为幻想的工具
放大那些鬼魂
唤醒在寂寞的角落里
守候的良心
——华兹华斯《回忆》
法国人穆沙小心翼翼地用最平和与客观的方式来定义见证文学的含义：这是一种20世纪兴盛起来的文学体裁，指的是那些遭遇过有组织、大规模、毁灭性的政治暴力的人，为记录和思考自己惨痛的经历而写下的作品。（《谁，在我呼喊时》165页）在一行行的诗句中，一段段回忆里，幸存者拿起记录的鹅毛笔，饱蘸自己与其他死难者的血泪，用回忆来祭奠亡灵——某些时候，写作者亦是其中之一。
人类的浩劫无不起于战争，大规模的战争杀戮与政治迫害并非20世纪的专利，从人类诞生于大地之日起，战争与和平便交替轮转，东西方概莫能外。《三国演义》云：“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分分合合的过程中，是无数个体生命的灾难与毁灭。
20世纪一百年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穆沙认为欧洲是见证文学最繁荣之地，这与历史相吻合，两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均在欧洲，欧洲国家全部被卷入战火，大批平民死于大屠杀。二战战场从欧洲蔓延至亚太地区，更多的个体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战火中。
保罗策兰
《危机四伏的荣耀》（美国军事史专家约翰•弗朗斯所著人类战争史专著，书中梳理了古今中外的战争浩劫）开篇引述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尤金•邦杜兰特•斯莱奇的回忆录：“我不止一次目睹有人失去重心一路滑向谷底，即刻便惊恐万分地跳起来，不可置信地看着沾满泥土的粗棉布口袋、弹匣袋、束腿带上布满肥蛆。然后他和战友站起来抖抖身子，用弹药箱或刀背把蛆虫刮掉。”这里蛆虫暗指尸体，爬满蛆虫的谷底即尸体堆积如山的谷底，这里因战争成为人间地狱，无名的死者与死亡阴影中的生者，见证了战争的恐怖与疯狂。
战后，美国出版了大量战争回忆录，战败国日本作家同样是战争浩劫的见证者。大冈升平的《俘虏记》背景同样是远离欧洲的太平洋战场，“大冈升平活了下来，却变成一个身负重伤的人，从肉体和精神上都是如此，即便到他去世的时候也依然没有平复。”（《谁，在我呼喊时》）
从二战开始，世界已不再是欧洲一个中心点了。两次大战后，地区冲突、内战依旧继续，国共内战以国民党退出大陆告终，从此两岸骨肉分离，“乡愁”这一古老的文学命题有了浓重的政治阴影，“浅浅的海峡”那边，故土只在梦中与回忆录里。齐邦媛《巨流河》、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记录了从抗战（二战的一部分）到内战以及战后的个人与家族的命运轨迹。“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写作对幸存者来说，既是守候良心的责任，亦是精神上的疗伤。
作为战争的副产品，集中营是浩劫中最让人类自己无法原谅自己的一部分。集中营将人性之恶无限放大，用饥饿、恐慌摧毁人的肉体与精神。维系集中营运作的党卫军被阿伦特称为平庸之恶，而党卫军则认为自己是主宰者，集中营幸存者昂代姆在《在人类之列》写道：“党卫军的一个痴心妄想，就是自认为肩负着改造人类的使命。”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安妮日记》能不能算集中营见证文学？安妮的日记在被捕一天戛然而止，她不幸在集中营罹难。阁楼中的避难者只有安妮的父亲一人活了下来，他将这本日记出版，犹太少女的声音响彻世界，冥冥中，上帝让安妮的父亲以代言人的身份活了下来，为安妮作证，为历史作证。
世界大战结束并不代表浩劫终结。“因为自从4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儿仍然存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种对社会的粉饰，卫星国们冻结在一种时间偏离当中。”（《布拉格精神》，捷克作家克里玛著，崔卫平译）以柏林墙为界，整个东欧笼罩在苏联的巨大铁幕下，人们不知道铁幕的另一面真相如何。50年代初，波兰诗人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在巴黎出版，书中，米沃什回忆了他在二战及战后初期的生活，在斯大林主义笼罩的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头脑被禁锢，即使是文化精英，亦如演戏一般生活，“把原来建立在相互合作上的兄弟情谊转变为钩心斗角的伦理，而在这种斗争中，那些好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无独有偶，克里玛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当时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统治了知识界的所有领域。每一个高层次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包括我的著名的学府，其思想上知识上的独立性已经荡然无存。……我学到了在一书中惟一被允许的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许多我们的讲课人来说，斯塔林论语言学的著作已经变成圣经。而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西方文化垃圾的书籍难以搞到：它们从我们的图书馆和书店中消失了。我很快明白了我必须像我的同学所做的那样：忘掉那些教给我们的东西，或者将它当作进行自我教育的入门。最受我们教师谴责的那些作家作品属于世界文学最优秀者行列。”
极权社会不仅从精神上消灭异己，必要时候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仍有排犹运动（俄罗斯电影《音乐会》中，两位杰出的犹太艺术家死在流放地西伯利亚）。1973年底，《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古拉格群岛成为囚禁、折磨政治犯的象征之地。在这里，许多生命被践踏摧残然后无声无息消失。作者题记中写道：“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这部鸿篇巨制使得索尔仁尼琴成为俄罗斯文学的有一座里程碑。然而当时索尔仁尼琴却不能在祖国享受荣光，他被驱逐出境。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废墟
与苏东休戚相关的中国，此时正值十年文革浩劫，陶东风在《检讨书与中国式见证文学》中写道：“文革的一个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系统地、体制性、全面地剥夺人的尊严和尊严（包括消费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私人领域的自由等）。”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被赶出城市，来到干校、牛棚，经历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幸存者将这些细节记录下来。“巴金的《随想录》、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陈白尘《云梦断忆》、杨绛《干校六记》、于光远《文革中的我》、季羡林《牛棚杂忆》、流沙河《锯齿啮痕录》、韦君宜《思痛录》、杨静远《咸宁干校一千天》、马识途《沧桑十年》、韶华《说假话年代》、徐晓《半生为人》、高尔泰《寻找家园》、徐友渔《蓦然回首》、朱正琳《里面的故事》和陈凯歌的《少年凯歌》等大量作品为代表的文学写作，它们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可贵良知见证历史。”（何言宏《当代中国的见证文学》，节选自《知识人的精神事务》，昆仑出版社，2013年）何先生认为：“在总体上，与它们的意义、成就与价值相比，我们对它们的研究与关注显然远远不够。”陶东风亦有相关论述，呼吁文学界重视见证文学的研究。
文革后，中国文学迎来短暂的春天，20世纪最后十年至今，中国文学进入虚无迷惘的阶段。中国思想界以及整个社会对十年浩劫的检讨并不彻底，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多年来集体主义教育的结果是既不鼓励个体独立个性，亦缺乏责任意识，反映在见证文学领域，许多回忆录流于表面，只有对苦难的描述，在享乐主义至上的社会环境里，苦情戏不讨喜。没有独立的灵魂打底，作品的“气”总是差一些，缺少批评的力量，亦缺少自我反省的灵魂感召力。这是大部分写作者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外获得文学大奖的见证文学作品，国内悄然无闻。年轻一代读者，习惯了快餐式的轻阅读，加上种种禁忌，对沉重的作品避之不及。有噱头的作品无法走向读者，一般作品又不合当下读者的口味，这是中国见证文学困境的客观环境。
索尔仁尼琴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女记者、纪实文学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表彰她“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有《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2012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锌皮娃娃兵》等。内容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及苏联的解体。检讨一下见证文学的定义，她的作品符合“大劫难”“非虚构”两项要求，因为不能算亲历者，只是旁观者，所以是否可以归入见证文学？如果不那么教条苛刻的话，她的作品完全可以归入见证文学，与之相类的是，那《墓碑》（杨继绳著）、《夹边沟记事》（杨显惠）、《大江大河1949》（龙应台）、《地主之殇》（土家野夫）等，以上几种可说是本土见证文学的佳作了。
……
2、大地之盐
我们的心平静得像一汪睡梦中的湖水
在冰冷的月光下闪烁
或者像山中溪流，穿过平坦的、幽深的峡谷
倾听它已经远去的波声。
——华兹华斯《回忆》
20世纪以来的浩劫不仅发生在欧洲、亚太，韩战、越战、红色高棉、种族隔离、上世纪90年代非洲的种族屠杀，以911为开端，极端宗教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有许多人依然生活在强权与暴政的阴影中。
与欧亚相比，非洲似乎被世界遗忘了。“被忘却成为人存在意义上的最可怕的惩罚。”（徐贲）南非领袖曼德拉在他第一次对南非议会的演说中，朗诵了英格丽•琼蔻的诗作《尼昂加死去的孩子》，若无比利时电影《黑蝶漫舞》，大概很少有人认识这位短命的种族隔离的见证者与对抗者。
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种族大屠杀，上百万平民惨遭杀戮。巴西传奇摄影师塞巴斯蒂昂曾用相机记录了当时的惨状。作为旁观者的塞巴斯蒂昂深受刺激，他说自己的灵魂受伤了。卢旺达损失将近八分之一人口的人道灾难，却很少听到当地人的声音，我们只能通过西方的观察者，来记住大屠杀。
《羚羊战略》（获美帝齐奖）是法国《解放日报》前记者让•哈兹菲尔德写的刽子手们返回家乡、与幸存者比邻而居的故事。“有时候，凶手们似乎要追上我们了，我们就四下奔逃，给每人都留一线生机；说穿了，我们采用的是羚羊战略。”另一部反映大屠杀后生活重建的作品是《生命如歌》（获普利策奖）。特雷西•基德尔用七年时间跟踪采访了从两次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非洲男孩德奥。“在西方，人们总愿意努力不要遗忘，而在布隆迪，人们试图能忘记。”这也许是非洲人面对太过残酷的现实的无奈之举吧。因为“贫穷有很多方式从身体蔓延到心灵。”对幸存者而言，光是活下去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幸好，有“好事者”将浩劫记录下来。
他们是大地的盐。
文革博物馆
3、文字，是永恒来世的象征与符号
哦，但愿我们稍纵即逝的生命
会是那么纯洁
所有过去的图景
都不会害怕这支画笔的笔端！
——华兹华斯《回忆》
上世纪最后几十年，伊斯兰教保守势力抬头，伊斯兰教保守势力抬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阿扎尔•纳菲西著）见证了伊斯兰革命风暴中女性的坚持与抗争，让我们知道伊朗不仅有战火与野蛮，也有诗歌与爱。作者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在大学中教西方文学，却正好遇到伊斯兰革命，政府强制要求女性戴面纱穿黑袍，将西方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我们全都是极权主义政权下的受害者，它的魔掌不仅深入我们生命最隐秘的角落，还强迫我们接受它替我们虚构的假象。我们正在为孩子们创造什么样的回忆？这种常态性的羞辱，毫不厚道的作风最令我恐惧。”1997年，阿扎尔•纳菲西返回美国。
死亡的恐惧、饥饿的恐惧、分离的恐惧、紧缺的恐惧……大浩劫剥夺了亲历者的所有，那段不堪的生活将作为一生的梦魇折磨着他们。《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中，经历了乌克兰大饥荒的老夫妇养成存储食物的习惯。浩劫带来的苦难，从来都不是财富。苦难的伤口需要治疗，遗忘还是记录下这一切？已经过去的一切，对别人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作为浩劫的幸存者，有着更多的道德责任，说出来，指认犯罪者，为罹难者讨回公道，以此获得良心的安慰，并以此为基础，重建生活。“围绕一个渺小的我在一场群体性灭绝中的疑惑、挣扎、丧失和重新获得，这种真实建立起来。”这就是见证的力量。
“受难者作见证是一种为自己的生命作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说的，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作见证。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像为自己生命作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作主，这是一种使命，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样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义。”（徐贲《人类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见证的另一个作用是将作恶者送上审判台。赏善罚恶，天理昭彰，死于战壕中的青年，死于集中营的平民，死于劳改营的政治犯，出现在幸存者的回忆文字时，便是借由幸存者之手，倾诉恶徒的恶行。“每一个建立在欺诈之上的社会，将犯罪视作正常行为的一部分加以忍受的社会，哪怕是在一小部分特权集团之内，当试图剥夺其他团体的命运甚至生存的权利的时候，不管在何种意义上，都宣告了其自身道德的堕落，并且最终走向死亡。”（《布拉格精神》）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旁观者对见证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谁，在我呼喊时，听到我的声音，切身感受到我的痛苦，耐心听我讲述可怕的故事，与我在荒谬虚无的世界中找回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自由。见证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亲历者强烈的倾诉欲望，如得不到合理的控制，以及恰到好处的文学技巧，便无法成为一部“作品”。亲历者在回忆中，要面对自己的过去，在选择故事细节的时候，有没有胸襟直面卑微的甚至是不光彩的一面？
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面对巨大的灾难，艺术加工可能会让证言失去真实的力量，然而阿多诺此处低估了艺术的力量，也低估了亲历者的勇气，保罗•策兰说：我目睹我自己的生活变得苦不堪言，但最终成为正直忠诚的人性之路，我将一如既往地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