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在“谨身修行”上，不敢说程应镠先生道德人格让我提升了多少高度；但在学术上，他对我去妄纠弊的“范俗”影响不言自明。在这层意思上，没有先生的培养，就没有作为人文学者的今日之我。
程应镠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寓所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至今令过来人顿生感慨而不胜怀想。那时，“十年浩劫”噩梦乍醒，改革开放大闸初启，万物复苏、人心思治，无不以为中国从此永别“文革”式苦难，诸多愿景似乎都有望实现。当时流行一句时髦口号，叫做“把耽误的十年夺回来”。现在想想，未免自欺欺人，有谁真把那“耽误的十年”夺回来的！
但1978年初，即将成为我业师的程应镠先生却真诚地怀抱着这种感奋，他有诗说：“改地戡天兴未艾，看花跃马互争妍。”后句自注：“时上海高考初放榜。”这年他六十二岁。正是借着1977年高考的机运因缘，一月之后，已入而立之年的我，考入了大学，而后成为程门弟子，彻底改变了人生的路向。如今，当年立雪程门的情境印象，有的已经模糊，有的依然清晰。值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也早过了他当时的年岁，杂乱记些琐忆，权作头白门生对受业师尊的无尽追念。
我进上海师大时，校名仍沿袭“文革”时的叫法，原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等五校都归在这一校名下。当年4月，上海师院便恢复了建制（六年后又“升格”大学）。先生为我们七七届上过两门课，首先是大一基础课“中国历史文选”，其次是大三选修课“魏晋南北朝史”。我所在大学并非名校（我常戏称出身三流大学），当时历史系唯一的中国古代史教授就是先生。他刚“复出”（这个染上时代色彩的政治词汇，意指原任领导职务者有待于重新任命），岁末出任系第一副主任，系主任魏建猷先生身体欠佳，具体系务由先生主持。当时，历史系“百废待兴”，先生无疑将七七届教学视为大事，亲授“历史文选”。
先生讲历史文选的细节已无多记忆，只记得好几次兴致勃勃说起标校《宋史》的旧事。从这类旁逸的花絮，约略知道他是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的主要决审者，还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前一百八十九卷定稿，并推动了《文献通考》的整理。先生还说起，系里已把宋史定为今后发展方向，这将是大可用武的领域。这些不经意的言谈，在我的心上漾起了涟漪：对古代文史尽管饶有兴趣，却从未定过主攻方向，何不选择本系最具空间的宋史呢？
我素来怯于与人交往，但为学宋史，终于在一次课后，鼓起勇气叫住先生，请益如何学宋史。这是与先生第一次当面交谈，时间约在1978年4、5月间，地点在系办公楼前葱茏如盖的梧桐树下。他说，当年在西南联大听张荫麟先生讲宋史，指定参考书就是《宋史纪事本末》，你不妨也由此入手，先了解大概，接着读《宋史》，再读《长编》。他还对我说，他只是校点了《宋史》，材料熟些，还缺乏全面研究，已故张家驹先生才是宋史专家。
这次谈话，对我走上宋史研究之路至关重要。大二那年，基本上读完了《宋史》。其间发现标点本《宋史》仍有当校失校处，也向先生说起过。先生颔首道，读书就应该仔细，要善于发现问题，并嘱我把问题记下来，以便今后修订。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大二那年，为参加学生学术报告会（这类报告会也是先生为提高七七届与七八届学生科研能力而倡导的），我就南宋初年的“苗刘之变”写了篇小论文呈送给先生。现在想来实欠斟酌，先生系务公干那么繁忙，学术活动那么频密，哪来时间审读一篇本科生的幼稚习作！但他却交代董家骏先生审阅指点，以便我在论文写作上有所进步。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已在三十年后，且经过面目全非的增补修改，但在起步阶段，先生点滴关怀却记忆犹新。
也许从大一下学期起吧，先生家的客厅成为七七届晚餐后的向往之地，去那里听先生谈时事政治（那一时期的时事政治也确实值得放谈），谈学林往事，谈学术动态，成为同学间一大快事。我已记不清首次趋谒程门的准确时间，大约不会迟于大二。
大三那年，接着“苗刘之变”的研究路径，我发现在其前后的两宋之交兵变频繁而引人注目，武将势力也在平定兵变中再度坐大。于是，试图作进一步探究。但作为本科生，当时校图书馆与阅览室能借读的宋代史料十分有限。先生当时还主持古籍研究室（现古籍研究所前身），这一研究室是标校宋代史籍的重镇。经他特许，我可去那里自由借阅所藏的典籍，大大方便了史料阅读与搜集。
为在暑假里写出论文初稿，我还必须读完专记两宋之交历史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但古籍研究室不能向历史系本科生开放图书外借权。我遇到先生，说起这事。他当即说，我家里有这套书，你去向李先生拿吧。后来，师母李宗蕖先生多次笑着说起我取书时对先生插架图书的熟悉程度。
从先生闲聊中，得知中国宋史研究会将在我校成立。暑假过后，我把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初稿呈送给先生，确像有句唐诗说的那样，想问一句“画眉深浅入时无”？先生只对我说：文章先放在这里，下月宋史研究会在我校成立，你可去旁听。他是会议主要筹备者，由于这一特许，我也许是唯一旁听完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在读本科生。
会后不久，先生把我叫到家里，将论文退还给我。当时，看到每一页都有他字斟句酌的笔削，我的感动真是无以名状。他却淡淡地交待我再誊一份清稿，以便收入论文集。对我的论文，他说了两点：占有史料要全面，但用一条材料能说明的问题，不要再用第二条；写文章要让人爱看，要干净简练，一句话能说清的，不必说第二句。这两句话，对我醍醐灌顶，让我终生受用。这篇习作后来收入邓广铭先生与他主编的第一届中国宋史研究会论文集，既是我正式刊出的第一篇宋史论文，也是这册论文集中唯一的本科生之作。我在文末特别加了一句“作为一个初入宋史研究之藩篱的学子，奢望本文是他研究两宋兵变以至整个宋史的第一格石级”，旨在感念扶持指引我踏上宋史研究第一格石级的授业恩师。
本科毕业，先生留我当助手。先生告诉我，他正忙于《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编撰定稿，让我也投入其中。这年春天，他还把徐规、王曾瑜、朱瑞熙、胡昭曦与张邦炜诸位先生都礼请到师院，共同负责复审工作。
先生给我的任务，一是负责先生与各位专家之间的联络，二是参与词条初审，逐条查核撰稿者开列的参考文献，凡词条释文与参考文献有出入牴啎处，不仅必须注明，最好还能考定是非正误。前一项工作量不多，先生自己就经常到他们住地交流讨论。后一项工作却烦琐而具体，倘若写稿者文献出处罗列不全，尤费搜考之力。但对我来说，在历时年余的审稿过程中，不仅渐次熟悉了传统目录学的工具书，而且逐步拓宽了宋代文献的知识面，更是有效训练了史料考证的基本功。
交代清任务后，先生不太过问我的工作情况。我审过的词条，直接交他决审，省去了复审环节。但两个月后，先生就因鼻咽癌住院化疗，盛夏才回家养病。春夏之交，礼请的专家陆续离校。其间，我去探望，先生念念不忘的总是《宋史卷》的进度。暑假以后，我援藏离沪一学期，返校继续协助先生工作，持续到1984年初夏。尽管进入《宋史卷》收尾阶段，但具体任务都落在先生身上，我则是他的唯一助手。先生决审时发现有些词条撰稿质量不高却又无法修改，便直接交我重写。在分门别类汇总稿件时，我发现仍有不该遗漏的词条失收，先生嘱我开列拟补词目，经圈定后也让我撰稿，再由他决审。这一过程中，我从先生笔削的决审稿中，揣摩文字表达如何才能臻于简练精准；而汇总稿件、增补词目、遴选插图，也大大有助于我对宋史总体感的把握。
留校不久，系里派我赴设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援教。先生与我有过一次谈话，大意说：我知道你的孩子还没满岁，也希望你留在身边协助做点事；但援藏是指派的任务，系里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不能只强调自己的需要；教中国通史对你也是个锻炼。谈话很委婉，意思很明确，他的学生尤其应该为系里挑重担。
我去咸阳后，先生仍在养病期间，却挂念着我在异乡的教学与生活。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你去后久无信，有些挂记，收到信后就放心了。咸阳想已生火，生活上有困难吗？”这年10月，第二届宋史年会在郑州召开，我从咸阳赴会，除了会议组织的考察开封，还专程去洛阳访古。会后向先生汇报了“学史此行欣有获，古都洛邑又开封”的体会，他很快回信：
云国：
来信收到多日，你去洛阳看看，是应该的，车费、宿费都可报销，你向系里报好了。
下月我打算恢复工作，首先是搞大词典，徐先生年内可全部交稿，大概问题也不多了。已开始作范仲淹传的资料长编，编年抄集他的事迹、交游、诗文，已做到宝元元年。因为《长编》不在手头，上班后还要抄《长编》中的材料，可惜你不在这里，没有人帮忙。
严耀宗已毕业，硕士论文答辩也举行过了，系学位委员会已决定授予硕士学位，他自己也正在等着接替你的工作。匆匆，
问好。
应镠 十日
对这封信略作说明：其一，已记不清我是否提及报销，但先生肯定是出于青年教师收入低、负担重的考虑；其二，他养病期间最挂念的还是《宋史卷》定稿；其三，在家休养的半年中，先生已为撰写《范仲淹新传》作资料准备；其四，他同意严耀中兄一毕业就接替我，也出于当时派我的同样考虑。
1983年1月3日，先生又来信，迻录如下：
云国：
耀宗前日来，说得你信告以咸阳不必去了，他很高兴，我也觉得这样好，等正式消息来，他就可以准备为学生讲魏晋南北朝史了。
你回来后，帮我抄《长编》中有关范仲淹的材料，可以省我很多力。我还是希望你能在两年内开宋史，写两三篇论文，将来可以作讲稿的。我的老师和我讲断代史，都是讲问题。陈寅老从来讲的都是自己研究的成果，我则半是寅老的意见，半是自己的研究所得。
年尽时得一老友退居二线的信，有七律一首，附寄一粲。“泽畔”云云，指的是我与他共同的朋友，遭了五七年之祸的。匆匆，
问好！
应镠 一、三
先生结合自己治学与讲课经验，为我树立了鹄的，也对我寄寓了厚望：一是讲课要有研究所得，不能只做搬运工与传声筒；二是强调“讲问题”，也就是要有问题意识。先生知道我喜欢旧体诗，信尾特地抄录了他的新作《刘春退居二线远致书问并七十生辰诗时正年尽诗以报之并简天蓝》（此略）。
岁末南归，趋谒程门，转送上一尊仿唐三彩骆驼，告诉先生这是民院学生的临别赠礼，他说这倒蛮有意义的，高兴地收下了。
我留校不久，先生就在历史系创建了宋史研究室，我与同届留校的刘昶兄都成为其成员。为把我们培养成合格的研究者，先生尤其重视我们的业务学习。我手边还保存着一份当时的进修计划，应是先生要求制定的，分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两部分，前者包括经典著作与中西史学理论名著的拟读书目，后者包括宋史研读书目与论文写作计划。以后几年里，作为助手，除协助先生编纂《宋史卷》，帮着处理宋史研究会秘书处的杂务，就是读拟定的两类书。
这时，先生已招了几届宋史研究生。他认为，在高校教研还是应该提高学历，就让我们都考他的在职研究生。1984年，他一下子招了八位研究生，包括本科留校的刘昶、范荧与我。于是，我们在程门又开始了研究生学习。先生治史，强调在史料与史识上的通贯性，要求研究生不论搞中国古代史哪个断代，都必须研读完《资治通鉴》，包括司马光的考异与胡三省的注都必须下功夫。研究生入学不久，他找我谈读书计划时说，既然你说已读过《资治通鉴》，那就从《史记》开始，把正史一史一史读下去罢。于是，我不敢偷懒，读完了前四史，还有《左传》。前四史囊括了秦汉以前的历史文化概貌，也是中国传统文史的典故源头，细读一遍，确实受益匪浅。我后来写过《春秋县制新探》等先秦秦汉史文章，就是研究生时读史所得。先生为我规摹的读史计划，既让我的宋史研究拥有较通贯的视野，避免了“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的谫陋，也让我对宋代以前的中国史有了总体的了解。
研究生期间，先生自己讲 “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还请邓广铭、王永兴、胡道静、苏渊雷诸先生来做专题讲座。邓先生讲他的宋史研究，王先生讲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胡先生讲他新创的“广谱目录学”，苏先生则讲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古籍研究所正在标校《文献通考》，徐光烈先生负总责。先生让他兼顾我的专业与论文。作为研究生实习，我参与其中《四裔考》覆校，任务是复核全部史源出处。这让我在两方面大有获益，一是在文献涉略上更为开阔，一是古籍校勘上初谙门径。
当我选定宋代台谏制度作为论文方向后，前去汇报，他已卧病在床，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题目，要在制度复原与理论思考上多下功夫。由于健康原因，先生已不可能直接指导我的论文，却表示相信我能研究好这一课题。1988年，我送上了打印稿，他已完全没有精力审读完这篇长达数万余字的硕士论文了。没能听到他的直接意见，我是深以为憾的。
由于在职读研，仍兼做先生助手，亲聆謦咳的机会依然不少。记得《范仲淹新传》出版不久，我曾问先生，接下去还想写哪个宋人传记，打算写王安石吗？他说，不写王安石，有时间想写写苏东坡。在感性上，先生似乎不太喜欢王荆公；从史学角度论，他对林语堂的《苏东坡》隐含不满。但他接着说，最先想写的还是魏晋南北朝人物系列，不以专著形式，而是一篇篇人物论，每篇有自己的见解。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下过大功夫，不多的已刊论文与薄薄的《南北朝史话》远远容纳不下他对这段历史的全部研究。遗憾的是，在《司马光新传》即将杀青之际，他就一病不起，再也不能搦笔述作了。而该书附录《司马光事迹著作编年简录》还只编到治平元年（1064），先生嘱我续编完稿。于是，我领会先生的史见，揣摩先生的文风，勉力完成了这份《编年简录》，补列了参考书目。出书以后，先生已无力在赠书上题笺，让师母钤印以为留念。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出版后，先生总感到仍有缺憾。他曾说起，《宋史卷》还难称完备，所收词目远不能满足读旧史之需，原因是这部大辞典既以断代分卷，又以专史分卷，所以宋史卷与各专史卷交叉，只能择要收入那些绝不可缺的词目。1985年，先生就决定另编一部《宋史大辞典》，希望编成后能给宋史研究更多助益。但1987年起，先生就卧病不起，这一计划也随之落空。次年，有家出版社准备推出大型系列的《中国文化史大辞典》，约请先生主持宋代卷。他在病榻上与我谈这件事，表示自己已无法工作，但仍打算允诺邀约，希望我能具体负责筹划。见到先生在约稿协议上歪斜的签名，想起他原先那刚直劲峭的笔迹，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酸楚。我深知先生编《宋史大辞典》的夙愿仍盘亘在心，便表示愿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于是，我以先生的名义，由程门弟子为主体，同时约请其他学者，组成了作者队伍。然后，按宋代文化的学科框架，设计条目，组织撰稿，协调进度，审改稿件。三四年间，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不时向先生有所汇报，他总表示，这事只能靠你们。好在有协助先生编《宋史卷》的实践，更兼诸多同门的齐心协力，这部《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在1994年终于完稿。遗憾的是，出版历尽周折，正式梓行迟至2006年，先生去世已岁星再周了。
好几位宋史前辈都向我转述过先生的话：“虞云国不是我程应镠培养出来的，而是社会造就的。他进大学时水平已经很不错。”先生的话，明显有谦抑成分，而说 “社会造就”，也不无道理。十年浩劫，家国剧变，让我们这代人对历史有更深的领悟力；尽管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毕竟还读了点书，入学水平超过从中学直考的大学生也是事实，仅此而已。但立雪程门的幸运机缘，却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其后的学术路向与治学风格。
针对人文学科的学生培养，有学者说过：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在专业常规训练上确是卓见。我想补充的是，中国师道历来有“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之说，《资治通鉴》卷五十五胡三省注云：“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尽管“人师”往往强调以身作则的道德持守者，但也不妨作宽泛的理解。一位光风霁月的人文学者，倘在学术上独具气象、风格与魅力，本身就是标杆式的巨大存在，只要弟子善于参悟领会，学业上便“足以范俗”。
记得研二那年，我写过一篇记先生谈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的作业，题为《治史三昧》，他是肯定的，让在《宋史研究通讯》上刊发。那篇文章里，我不仅从他的言传，更从他的身教，概括了先生治史的气象风范，兹摘引要旨如下：
“剖破藩篱是大家”。近来先生不止一次朗吟这句古诗来勉励我们。先生谈治史时强调理论，但反对无学业根底的空疏之论，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却也不主张仅以罗列史料为能事，他推重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而且认为这种结合是可以在一个出色的史学工作者身上就能完成的。只有那样的结合，才有可能剖破藩篱成为大家。先生谈治史方法时，亦相当讲究文字表达，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把史学论文写得简洁畅达，富于文采，使人爱读。强调材料，重视理论，讲究文字，这是不是程先生的治史三昧呢？我以为是的。
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在“谨身修行”上，不敢说先生的道德人格让我提升了多少高度；但在学术上，他对我去妄纠弊的“范俗”影响不言自明。其间，既有前文所及的提澌与批评，更多却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式的熏染。在这层意思上，没有先生的培养，就没有作为人文学者的今日之我。
《近思录》记及程门轶事，于小程子有“程门立雪”之典，语弟子恭于执礼；反躬自问，门生自惭不如。于大程子有“如坐春风”之喻，说师尊善于传道；作为人师，先生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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