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冬
咬紧牙关。在咬紧之前一刹那，我几乎把自己的舌尖咬破，终于买下汪曾祺的一通信札。这件东西只有一页，“北京京剧院”的八开500字稿纸。信的内容有近400字。收信人是《人民文学》杂志当时的编辑涂光群。可惜没有见到这个信的信封。信的内容如下：
光群同志：
前寄一信，请代为把《晚饭后的故事》中“倒呛”字改为“仓”字；郭庆春细看了科长一下，“发现她是个女人”一句删去。想当达览。
后来又想起一处，即在郭导演与科长结婚后，下面有一括号“(此处略去一段)”，这一句也请去掉。
这小说所写的模特儿是我们一个很熟的人，我写时一直颇有顾虑，怕对本人有所伤害。因此，你们发稿前最好寄回来让我看看。或看看校样。
我二十四日应《北京文学》之邀，到青岛去住半个月。如有事联系，请在半个月之后。
今年北京奇热，伏案写一短信，即已汗滴纸上。你们终日看稿，其苦可知矣。
敬礼！即候诸相熟同志安好。
汪曾祺
七月二十二日
《晚饭后的故事》这个小说，我已经没有印象了。甚至，如果凭空判断，要么这个小说后来发表时更改了题目，要么根本就没有得到发表。凭空判断是危险的。其实，这个小说也多见于汪曾祺的选本文集。这个小说最早刊发于《人民文学》1981年第8期。那么，这通书信大致也是写于1981年。那年夏天非常热吗？这我怎么能记得啊。这个小说，居然就连我这样对汪曾祺作品熟悉的人都感到陌生，可见它的不大起眼。当年一本月刊的出版发行，最晚也在月底。8月出版，7月底汪先生还要一而再地去信叮嘱代为修改，由此可见作者的焦虑有多么严重。让我设想一下，稿件寄出以后，作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张大着眼睛，又有多少个白天吸着香烟枯坐在沙发上啊。他好像是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亏心事。他觉得这真是一个麻烦。汪曾祺的写作是没有底稿的。他在默默回忆着已经寄出的作品里每一个段落，完全是在凭借着记忆进行“遥控修改”。
小说是虚构的，这似乎已成为常识。人物、故事、情节，甚至细节、对话，等等，都要虚构完成。可是，一个写作者也别装样，往往出自真情实感的诚恳写作，打动人心的写作，怎能来自“虚构”！虚构，是那么容易的吗，真那么容易吗？如果当我们的写作完全陷于“虚构”的手段里，我们的写作必然失去诚恳和动人。那些强调小说就是“虚构”的人，要么典型外行，要么就是不负责任。当然，我的这样见解，也不一定周到。但是我反对小说就是“虚构”。小说，也可以“非虚构”，甚至大多动人的小说一般出自“非虚构”，所谓的虚构不过就是一层外壳，一层包装，无非就是人名、地名、性别、方位、生死的编造表达，以及同生活真实的相反结果。海明威深爱的女人明明活着，可他一般都是将她“处死”。天啊，就是这么回事。
汪曾祺的这个小说，《晚饭后的故事》，我早先是读过的。现在找出来一看开头，没错，是读过的。只是记不清楚了。重新读过。我觉得汪先生的这个小说真可谓一篇“为写而写”的作品，文笔固然老到，精彩之处频现。我还是以为，这个小说算不得汪曾祺的优秀代表。原因何在？我想，作者面对这个作品，他完全是被“顾虑”束缚了。他的虚构远远被真实打败了。他的虚构无力超越真实啊。他作品中个别极其美妙的地方，甚至明显带有他的老师沈从文《边城》的影子，比如，翠翠在岸边喊渡船上的爷爷，爷爷，爷爷，你回来，我要你。在汪先生的这个作品里，主人公默想往昔的“初恋”和她的女儿，而正是这一刻，自己的女儿却在喊他，爸，你进来，我要你……
《晚饭后的故事》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叫郭庆春的城市苦孩子，少小学戏，倒仓没倒过来(我不懂倒仓，瞎猜就是发育期换嗓子吧)，只能去做沿街挑担子的小商贩。他的“初恋”也弃他而去。国家解放了，换了人间。郭庆春从街头巷尾被收编到文艺界，并且被一位“老革命”杨科长相中，结婚有了女儿。郭庆春后来愈加风光，成为戏曲舞台和电影的知名导演，在地球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飞来飞去。再后来，他招收学员，一个报考的女孩子似曾相识，原来这个女孩子就是他“初恋”的女儿。
结合这封给涂光群的书信，我们不难明白作者的顾虑所在。他的写作是有真实原型“模特儿”的。他担心这个作品会伤害到熟人。我相信，汪先生在这个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一直都有顾虑，一直都在竭力删减。他的顾虑和删减，就如同一个被主人刁难的园丁面对一株花卉，最后，花朵被剪掉了，叶片也被剪掉了，唯留下枝干，所幸这枝干还算风骨可嘉。设想，郭庆春第一次见杨科长，“发现她是个女人”，这一笔若还保留，这个作品必然生出眼睛，这个作品就活了。此外，还会具有生动的社会学意义。从战争中进城的将军们无论新婚再婚，对象总是城市里的知性气质美人儿。从战场上转业到城市里工作的女性，她们的目光往往渴求着那些帅哥“小鲜肉”。郭庆春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大约就是那个最初年代第一批“小鲜肉”。现在，作者不在了，想必那“模特儿”导演夫妇也不在了。汪先生当年因顾虑删去的文字内容若能修补回去，这个作品真可称道，相信也会使读者印象深刻。
另一个话题。因种种体制制约，城镇人口的流动比较凝固，一个人的职业环境也比较凝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创造动人作品的最大难题和障碍。所以，中国作家写小说，你不能不“虚构”，也即从外国其他作品文本甚至影视剧中借鉴“抄袭”。你一点都不能真实，否则你将面临各样的尴尬和麻烦。可是，我们的虚构又是如此的虚弱。
再一个话题。我父亲在重庆渣滓洞国民党监狱蹲过两年，从1947年到1949年。后来于国军撤退大屠杀前夜被民主同盟的张澜点名营救出狱。他晚年撰写渣滓洞回忆，参照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样子。可是没写到一半，国共双方的隔海炮击结束了。他的“革命化”写作告一段落。后来又续上写作，还没热身，海峡两岸通航了。他又停下想找个新的角度再写。他真的续上了。结果刚要高潮，国共又握手亲切见面了。他彻底放弃。写作的真实，好似受到天气阴晴不定的干扰。真那个！
文学写作，在一个特定环境里，最大困境就是追求真实的勇气。其实，勇气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勇气也会伤害别人。我要说，要说，一个文学写作者，如果环境允许，一定要流动起来，不要一生拘泥于一个小环境，拘泥于一个小圈子，拘泥于一两种职业，拘泥于一块情感土地，两个晚上拘泥于一张床铺。总之，年纪轻轻的人更不要以文学写作为职业，况且文学市场也养活不了你，况且你的所谓市场也是一种制度虚构。
夜深了。我又拿起汪先生的这个信。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对编辑的劳苦表达出同情尊敬。我在纸面上果然找见他汗滴的浸染。数了数，大大小小的汗渍，有七滴。
2016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