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东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对于中国电视纪录片而言，也收获了累累硕果。
2016年9月13日和20日，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电视纪录片《改变世界的战争》，在澳大利亚FOXTEL 历史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在澳大利亚历史、文化、教育等各界引起巨大反响。“《改变世界的战争》一片，改变了西方观众的认知”，“通过本片，西方观众关注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战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战场之一。”
9月17日，客观呈现“至圣先师”孔子的生命历程、思想体系及其对后世深远影响的纪录片《孔子》被法国文化电视频道ARTE在黄金时段原版首播，之后两次重播，反响颇为热烈，法国、德国观众普遍认为该片为西方受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孔子的窗口。
这两部片子的总导演闫东是中央电视台重大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扛鼎人物。他专注于历史和文化，在过去的29年中，率领他的团队以30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构建了党史和国史的“国家影像工程”，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汇。
而如今，站在世界的交汇点上，他积极思考和践行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问及这两部片子如何走上国际主流媒体的荧屏，他谈兴颇浓……
《改变世界的战争》，打破世界对二战的认知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东方主战场这一史实被忽略了。通过这部片子，补足了历史的缺憾，让更多西方人看到了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和价值。
记者：闫导好！《改变世界的战争》在澳大利亚引起巨大反响。本片用真实的影像、丰厚的史实、翔实的数据向广大观众讲述了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历程，使得西方的观众与学者深切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他们因此而得以重新认识那场战争及取得那场战争胜利的意义，重新认识中国人民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相关的话题已成热点，在百度搜索排名第一。作为这部片子的总导演，您认为澳大利亚观众有如此强烈反响的原因是什么？
闫东：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改变世界的战争》是大型纪录片《东方主战场》的国际版，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部片子。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特别制作了8集大型纪录片《东方主战场》，每集50分钟，共计400分钟，在国内多轮次播出；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是另起炉灶、重新制作了这部100分钟(上、下部)的纪录片《改变世界的战争》，虽然都是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主题，但《改变世界的战争》并不是《东方主战场》的简单压缩版或精编版，而是从叙述主线、故事结构、影像风格等方方面面进行的一次全新创作。同时，我们携手澳大利亚野熊公司这个具有丰富历史纪录片创作经验的国际团队，联合制作了这部100分钟的纪录片。
在西方一些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是英、法和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欧洲战场和美国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亚洲战场。长久以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战场，这个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被忽略了。通过《改变世界的战争》这部纪录片，我们补足了历史的缺憾，让更多的西方人看到了“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和价值。对这部片子的欣赏与认同，就是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与认同，是对公正的历史观的接受与认同。
记者：有业内专家说该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国际视野下的西方视角、完全原创的主旨和立意、权威丰富的史实文献、故事化的讲述方式、纯正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和画面表达，使本片成为“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一个典范。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这样的重大选题上，取得了中国作品迈向国际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该片是如何用国际化语言来向西方受众讲述中国故事的？
闫东：纪录片的生命就是真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一标准是所有纪录片人共同遵循的一个法则。首先，我们用真实的影像、真实的史实、真实的数据、真实的故事来表达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在《改变世界的战争》这部片子里，不仅有来自于中国、也有来自于其他世界各地的大量关于二战、关于中国抗战的真实影像画面，也有来自中国和西方的大量研究史料，对此，我们都做了详细的多轮论证，参加这个论证过程的，既有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者、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记述，也有专家、学者型的研究人员。这个过程是艰苦的、细致的，是完全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我们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个细节，一丝不苟。
第二，国际化的表达，是要充分尊重西方观众的思维习惯和认知习惯，不讲空话、套话，不轻易下结论，不回避不同的声音，让真相在真实中得以清晰地、完整地体现。《改变世界的战争》一片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毛泽东。我们的合作方之一的澳大利亚资深导演Michael Cove说过，“毛泽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通过毛泽东这个人物，从他的青年时期对革命道路的选择，到抗日战争及抗战各个阶段提出的主张和策略，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策略，包括持久战理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以人物为线，牵引出整个抗日战争这个宏大的历史事件，生动、真实、完整地阐述了我们提出的“东方主战场”这个概念，这已经不仅仅是更易于让西方人接受这个层面的问题。
第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在表明中国的态度。尊重事实是我们的基础，尊重历史是我们的态度。同样，在事实与历史的正确前提下，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并赢得观众的支持与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看来，我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记者：《改变世界的战争》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中国国际总公司与澳大利亚野熊公司合作拍摄。能谈谈是如何与外方合作的吗？
闫东：以前的中外合作，经常是外方使用我们的故事和影像素材，根据他们的要求自己重新剪辑。但我们这次合作完全不同，从2014年开始，中澳双方各投资50%开始项目启动。我们专门聘请历史专家为澳方的电视人员讲解中国抗战历史，同时我们也阅读了外方推荐的相关史书，观摩了他们制作的纪录片。随后双方创作团队7次往返于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从各自角度、多个渠道、最大限度地搜索二战和中国抗战的影像资料。为了体现国际视角，符合国际表达，同时又能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精神，本片的文本前后进行了10次较大的修改，反复打磨、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最后完全做到了文本统一、史料统一、叙事统一、工作方式统一，也正是这样，才达到了双方合作预定的目标的统一，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澳大利亚SBS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周骊说，两国之间合拍片子有一定难度，因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审美方式、不同的文化模式。这个片子的拍摄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孔子》，世界了解儒家文化的窗口
——该片呈现了儒家学说的概貌，并分析了儒家理论如何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复又兴起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是一部制作精良，贴近时代的纪录片，吸引人一气看完。对于想要了解孔子的法国观众来说，不失为一个入门的选择。
记者：据了解，中国与英国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孔子》，2016年9月17日在法国Arte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并于9月25日、28日两次重播。该片播出后在法国观众和文化界引发关注，并且取得良好反响。《孔子》的创作方式可以说是别具一格，采用6+1模式——1集90分钟的国际版与6集国内版，独立存在，而且先完成国际版。这一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众所周知，《孔子》这一题材非常难啃，曾有重量级的导演几次开机，却最终没有拍成，可见拍摄的难度之大。在此，向您——这部片子的总导演——表示衷心的祝贺！
闫东：法国Arte频道是欧洲纪录片专业频道，观众大多是法国和欧洲社会的白领阶层，是法国人认可的影视纪录片高大上的艺术殿堂。
《孔子》这个题材的世界关注度的确很高，不容易做好。我没有先做国内6集的长篇版，而是先做一个90分钟的国际版，是因为我认为从做完国内版然后剪辑出一个国际版的方式，注定走不进国际市场。国际化的表达，是角度、定位、思维的问题，无关篇幅长短。
我把英国团队全部建构在我的团队里，我们开了几十次北京与伦敦间的电话会议，每次一事一议，能谈两三个小时。我还请他们在英国伦敦做调研，带着他们去四川、山东、北京等地调研。实地走访了大量与孔子有关的遗迹，与上百人进行座谈。影片中呈现出来的人物故事，是从这些海量的采访、座谈中筛选出来的。在前采过程中，英方导演要克服语言障碍，与不同职业身份的受访人面对面交流，这样他们才能真实接触到中国的百姓。例如影片中坐火车回家的务工者，在孔庙工作的年轻学者，在石化公司上班的员工，英方团队都在前期花了大量时间与他们共同工作、交流情感，奠定了彼此的信任，才能够在镜头里自然流露感情。同时，我还为英方团队安排了多次和知名汉学家交流的机会。孔子和儒学是一个太深厚的话题，他们需要大量地补充知识，才能转化为影像呈现。前采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学习过程。片子可以放大哪些部分，这是价值观的体现，是由导演思想决定的，因此，所有创作始终在我的把控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现场我都在场亲自把关，不放过任何细节。可以说，我用心血在拍摄。走进孔子的过程，是情感深埋理性思考的过程。我这样的年纪与阅历，得做出能够留得住的片子了。
首播后，法国文艺评论家艾莲娜？罗谢特在《电视全览》杂志上撰文称，这部纪录片致力于勾勒出这位“以德治国”理论家的坎坷人生，并着重表现这位圣人如何根据其生活的时代特征来构筑其思想体系。该片从孔子门徒的记述和司马迁写的传记出发，呈现了儒家学说的概貌：一位结合了道德指令、尊重先祖价值观和同理心的学者，并分析了儒家理论如何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复又兴起。
“这是一部制作精良，贴近时代的纪录片，吸引我一气看完。”法国中国电影节技术与选片顾问龙爱乐(No?l Garino)这样描述自己的观影体会。他认为，该片在讲述历史和注重文化的同时又反映当代中国的面貌，因此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法国巴黎周易中心主任、汉学家夏汉生认为，该片对于想要了解孔子的法国观众来说，不失为一个入门的选择。他表示，儒家思想不仅在当代中国仍具有生命力，在当代法国亦然。孔子的很多提法，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求诸己”、“过而不改，是为过也”等都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孔子的某些思想也与西方文明不谋而合，堪称全人类的老师，对西方社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记者：这部片子的创作是中英双方共同合作、彼此融合的，对于跨国际、跨文化合作，难免会碰到制作理念、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分歧与摩擦。作为制片人兼总导演，怎么面对？
闫东：面对孔子这样一位“至圣先师”，我们是小学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摄制组是由中国和英国的创作人员共同组成的，合作过程就鲜明地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中方与外方的差异，体现在文化传统、社会价值、美学标准、历史评估等各个不同方面，但是大家的专业精神和对艺术品质的追求是一致的，传承儒学文化，开展中外交流的目标是一致的。无数次的越洋电话、会议和对话，终于在不断地交流、论辩、切磋、磨合中逐步取得一致，顺利完成拍摄制作任务。双方在合作中有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就能创造出更为广泛的合作空间。
记者：孔子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世师表”，但对西方国家的观众而言，却是抽象而遥远的。让外国观众了解他、认识他、崇敬他，您是如何做到的？
闫东：采访深入是我们的传家宝。摄制组的足迹遍布国内的各个省市，同时还有美国、英国等地。有关孔子的影视资料很多，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去现场拍摄最鲜活的第一手素材。
我们采访了很多孔子的后人，比如从事家谱修订的七十七代孙孔德明，致力于儒学教育国际化的七十六代孙孔令涛等。采访了很多海外学者、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家，例如杜维明、安乐哲、黎瑞智等。另外，还采访了很有典型意义的普通人，例如北京四海孔子学校的师生，山东曲阜北东野村村民及2015年来自世界各地参加清明家祭的孔子后裔。
在表现手法方面，采用最本色的手法呈现。全片的结构分为“孔子其人”、“传奇”、“哲学”、“至圣先师”、“传承”、“当今”等几个不同单元。不追求文学上的由浅入深，浅入浅出，在白描般的质朴影像语言中，讲一些看似平淡而意义深远的生活小故事。例如在清明时节，全球各地的孔子后裔代表一同在孔林举行盛大的祭拜仪式。与此同时，曲阜一个普通的孔氏人家，三代人一起，带着瓜果茶糖来到孔林给他们逝去的亲人扫墓。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庄严肃穆的集体祭拜仪式与温暖轻松的家庭重聚交织出现。正是这些真实生动的段落告诉我们，孔子并不只是遥不可及的古代先贤，他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中国人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时，由英方导演来讲述孔子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过程。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在西方人的视角看来，都是珍贵而有趣的人类学资料。比如高考前的学生来到孔庙祈求好运，这个行为在前采中就非常打动英方团队。追求更优质的教育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中国的高中生在如此重要的考试之前来到孔庙，这正是孔子形象在文化习俗中的体现。这个故事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观众看来，都是能够理解与认同的。
记者：表现孔子思想的《论语》，通篇皆是古汉语。对于古代汉语，当今很多中国人都不易理解，如何让外国人看得明白，并产生兴趣？
闫东：这是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对此，片中采用了较多的搬演手法。我统计了一下，搬演镜头大约有20分钟左右。虽然是搬演，我们也力争在演员形象、场景布置、情节发展，着装佩饰等各方面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使历史事件尽可能真实地再现。比如在拍摄孔子临终前这一幕时，负责再现拍摄的导演最初安排，扮演孔子的演员在哀叹完“哲人萎乎”后，就倒下以示离世。但英方导演在现场对照着司马迁所写的《孔子世家》，敏锐地发现原文为“后七日卒”，因此这么演不符合史实。他及时与再现导演沟通，纠正了演员的表演。片子播出后，很多观众一下子就记住了搬演中的人物与事件，看来这种方法是合适的，是成功的。
对于搬演的占比，最初中英双方有分歧，我力求说服他们接受。我认为搬演部分应确定为20%而不是50%，因为故事应在深层次进行表达，表面不需要那么坚硬张扬，儒家文化推崇的就是如此。需要一定比例的搬演再现，是因为得让观众对孔子的形象和状态有基本的了解，孔子的出身、家族、成长、游学、周游列国等，包括几个春秋大战争的场面资料都是搬演的。有了这些再现内容，观众会加深对孔子历史情境的认识，否则年轻观众很难找到孔子生活的时代感。我少用大的特写，尽量制造氛围来讲述。纪录片人要提高自己讲述故事的能力，纪录片已经向经典历史电影迈进。这些他们也慢慢接受了。
中国纪录片，如何国际化
——“名片”也好，“相册”也罢，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现象，需要国际视野，进行国际化表达。尊重西方观众的特殊习惯，尊重和配合西方影视制作团队的理念和方法。
记者：据我了解，中国有不少优秀的纪录片放到西方国家播出时，都被重新剪辑包装，结构性的改编让中国纪录片人很伤心。这两部片子在海外市场播出能够做到原汁原味、一刀不剪，请问您有什么诀窍？
闫东：首先，我们尊重西方观众的特殊习惯。第二，我们尊重和配合西方影视制作团队的理念和方法。第三，我们与西方同行的合作在片子的开端，在选题策划阶段就已经开始了。闭门造车，拍好成片后再去找市场，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记者：您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纪录片，获得了许多奖项，在业内形成了品牌而广为传播，有些已列入学校的教材。《旗帜》《大鲁艺》《国脉》《百年小平》等多部影响力和传播力俱佳的重头作品，皆出自于您手呢。
闫东：有两部片子在这里要提及一下：一个是2013年的《国脉》(3D电影电视版)获第五届美国科学与艺术卢米艾大奖，一个是2014年的《1937南京记忆》，在第25届法国阳光纪录片节上，赢得了唯一的历史提案预售大奖。这两部片子，在我的作品中都是近年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作品。
记者：都说纪录片是“国家名片”、是“国家相册”，您怎么看？
闫东：是“名片”也好，是“相册”也好，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现象，它都是国际化的，需要应用国际视野，国际化表达，你的“名片”不是给自己看的，你的“相册”也不是仅仅给家里人看的。你要拿给亲人看，拿给朋友看，包括海外的亲人与朋友。
记者：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2016年推荐优秀纪录片目录》，您的片子《孔子》和《改变世界的战争》均榜上有名。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闫东： 接下来我的创作很紧张，一是和老朋友澳大利亚野熊公司将在明年完成《长征》100分钟的国际版；二是正准备与美国探索公司等合作完成100分钟的纪录片《港珠澳大桥》。用国际化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国外观众喜欢中国故事，理解和接受东方文明中优秀的文化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要“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两部片子在海外取得成功，使我们更有信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的纪录片大国、纪录片强国。这就是我的梦，电视纪录片走向世界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