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瀚口述 晓言整理
吴瀚老人今年103岁了，是“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当年她正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几十载岁月流逝，那些在抗日烽火中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南京请愿的同窗都已作古，仅留下她一人。然而对学友们的怀念仍深深留在她的记忆里，钱伟长、陆璀等“一二·九”涌现的学生领袖是她最为熟悉的同学。平静淡泊的心态，乐观随和的性格，使她虽年过百岁，仍保持了良好的记忆。“一二·九”纪念日到来前夕，老人亲口将那段往事讲述了出来。
一
没有参加上游行的同学要求再来一次
“一二·九”那天，爆发了北平爱国学生六千余人的示威游行。
当时清华在城外，天刚蒙蒙亮，我们已走上街头。我们一面走，一面向周围的百姓宣传、发传单、喊口号。到了西直门才发现城门紧闭，城上城下都是军警。我们就在城墙边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陆璀同学被推举出来代表北京学联向群众讲话。她声泪俱下的演讲引起阵阵“日本侵略者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
而我们这些爱国学生也因此被盯上并上了黑名单。
“一二·九”游行后，大中学校的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没有学生会的学校纷纷成立学生会，没有参加上游行的同学纷纷要求再来一次。黄敬是大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果断决定：既然群众要求，应该再来一次。12月14日，北平报纸刊登了关于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发动一次全市大游行。
这个消息被当局知道了。12月15晚，大批军警包围了清华，抓捕进步学生。我因事先得到同学的通报，就和黄绍湘、王次蘅等同学躲进了夏翔教授的家里(那时是讲师，夏先生是我国体育界的先哲)免于被捕。这一师生情使我永生难忘。
第二天，我和同学们参加了“一二·一六”第二次大游行。这次游行参加人数更多。学生救国会吸取12月9日活动的教训，事先做了周密计划，安排一部分同学15日晚上先进城，住到西直门大街的东北大学宿舍。裴崑山、高仕功、钱伟长等是先进城的。16日清晨，我们到沙滩北京大学操场和北大的队伍集合，再出发到前门，沿途和各大中院校队伍会合，还有许多市民跟随进来，队伍达到了上万人。雄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各路示威游行的队伍聚在前门车站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围堵阻拦的警察，用大刀、水龙头破坏集会，我们在朔风严寒中拼力夺下水龙头向他们猛冲，和警察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我们最终获得胜利，没有人被抓。但城外的同学们被阻在宣武门，仍没能与城里的队伍会合，而他们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二
我们决定骑自行车南下
国民党当局慑于学生运动的崛起，指令全国大中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当时，我们一些观点相近的同学高原、罗清、凌则之、钱伟长等感到，不能让运动沉寂下去。要想扩大影响，坚持下去，就得像俄国革命前夕那样，“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进行抗日宣传。这实际上也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决定南下扩大抗日宣传，走一路，宣传一路，播撒抗日思想的火种。但“一二·一六”以后，南下列车停开了，平汉、津浦沿线戒备森严，还是骑自行车机动灵活，可以避开围堵，在沿途农村开展抗日宣传。
1935年12月20日前后，北平学生积极酝酿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我们当即贴出第一张海报，为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先遣车队征求队员。钱伟长同学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和知名运动员，在学校里颇有影响，大家就一致推他领衔。海报贴出后，许多同学要求参加。
12月24日，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的成立会在清华三院教室召开。会上讨论了行动路线、宣传工作、联络点，以及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等。经过协商，大家一致推举校足球队队员、体魄健壮的高葆琦为队长；推举气象系的裴崑山任后勤总务；我这个唯一的女同学，校球队运动员管医护。
25日清晨，我们这支由不同年级同学组成的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齐集到学校大礼堂前。大家有的背着军用水壶，有的斜挎着军毯，虽说都是简装打扮，但服式和色彩各异，很像一支刚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偏偏老裴又戴了一顶礼帽，更惹人发笑，联系到他管总务，大家就戏称他“裴老板”。他那花了12块钱买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乱响。大家说：“你这老西儿(山西人)，这破车怎么行？”他倒挺自信：“到路上，你们看我的！”
临出发前，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叶企荪院长和校办秘书长沈履先生都前来参加送行。梅校长讲话，首先表示不赞成我们南下，但“一定要去嘛，我也拦不住你们，只是路上要小心”。据说在车队走后，梅校长还给南京政府教育部发了一封“车队已出发，劝阻无效”的电报。
许多同学赶来送行，以壮行色。有的同学脱下自己的皮手套，有的脱下厚棉鞋，不容分说地给我们换上，谢和声同学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硬给曹国枢系上……
三
才到天津就被军警包围了
出发时，有四五十人。我们编成几个小组，从南校门出去，向东顺五道口、四道口、北太平庄，一直沿大车土道走下去。那时，这些地方都是郊外，尘土飞扬的大车土路就是阳关大道了。大车道凹凸不平，车辙就有尺把深，只要一掉进去，车子就蹬不转了。以致走了没多久，有些同学的车子就出了毛病。加上冬天的寒风刺骨，飞沙走石，还没到朝阳门，有的同学身体就支持不住，陆续退了下来，最后只留下我们20人。最遗憾的是车队的发起人之一曹国枢同学，因自行车摔断了前叉子，也被迫退出车队。
留下的我们绕过通州县城，骑车直抵香河。离开香河，日头已偏西。我们在大运河西岸找到一户吹鼓手的人家，他让给我们一间房，我们就在光秃秃的大土炕上和衣而卧。头对脚、脚对头地挤在一起，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26日，我们到了天津，直接住进北洋大学。没想到的是，天津《大公报》登出了清华自行车队南下宣传的新闻。半夜里，军警包围了北洋大学。北洋的同学凌晨三点把我们叫醒，带我们从学校后门出来。我们继续上路。
因为大车道有时堵塞不通，我们就转到冰上骑行，一路上总有人不时摔倒。
转到运河上不久，即近黎明，行进间只听“咔嚓”一声，高崇照同学不慎掉进了冰窟窿，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他才免于没顶之灾。小高被救出来后，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得赶快找个地方给他烤火。大家见附近有一家茅屋，便前去敲门。开门的是位老大爷，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进去。经过我们多次恳求，他才只允许我一个人进去。原来这家母女二人只有一条裤子，老大娘一早穿着裤子出去拾柴，大闺女只好围着破棉絮蜷缩在炕角上。大家都被老百姓的悲惨生活深深震撼了……
经过同老大爷协商，由我陪伴着闺女，小高一个人进屋烤火，大家都在门外等候。待到小高的衣服快烘干了，我们谢过老大爷继续上路。这一天，我们只走到静海县。
四
梅校长遣人送来了100元返校费
第四天到唐官屯，虽然只走了四天的行程，但这是寒冬腊月三九天，河北大平原上寒风刺骨，在冻土上骑车，磕磕绊绊，非常吃力。为了赶路，我们常啃冷馒头或烧饼充饥。队员中很快有人发烧病倒了。为了给病友借一条棉被，我们跑了几十户人家也没借到，老乡们盖的都是烂棉花套。河北省是盛产棉花的地方，为什么农民却连一条完整棉被都没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给我们上了极深刻的一课。
我在沧州就开始发烧，但始终瞒着大家，强忍病痛坚持跋涉。一到德州，大家赶紧送我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白喉，当即住进了医院。
我们在德州度过了1936年元旦，学校都放假了，我们就到街上去宣传。有一位崇德女子中学的同学，听了我们的宣传，坚持要求参加我们车队南下。原来她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叫张桂珍，经过讨论，我们一致同意接受她入队。
为使张桂珍做些准备，我们在德州多停留了一天。谁知这一天，竟意外地等来了曹国枢。老曹是我校学生救国会的骨干，他因自行车前叉子摔断后返校，梅贻琦校长知道了，便派他来“动员”我们回校。原来学校收到了南京政府的两封急电，指令学校立即制止自行车队南下。梅校长既怕学校为此出事，又担心我们在路上吃亏，所以让老曹来追我们，力阻我们继续南下。
为了让我们迅速返校，还给我们带来了100元路费。老曹向梅校长表示，愿赴此行，但不一定能说动我们。于是，他乘火车一路赶来。体育老师张龄佳也带着使命来做说客。张老师当年是全国十项运动冠军，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师。我们车队中有好几位他培养的运动员。张老师来劝我们，但并不为难我们，见我们不为所动，就去了济南。
来年1月3日，自行车队要离开德州时，曹国枢把梅校长给的100元路费交给老高，大家都不愿接受。曹国枢说：“这是梅校长让你们返校的路费，你们现在不用，到南京后不是也得返回学校嘛！”一席话，说得大家笑开怀。
听说梅校长知道后，叹道：“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又不回来，南京会有人说是我们学校资助自行车队去闹事的。”同学们估计他可能会又发出一封“再次劝阻无效”的电报给南京。由于梅校长平日对同学们总是同情和关心，赢得了全校学生的好感。
我在德州住院后，同学们继续骑车南下。经过长途跋涉，大家的车技都有了提高。
五
终于到达南京，一大批军警包围了自行车队的住处
到济南后，车队住进了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有一位从燕京大学转来的同学，与陈冠荣很熟，特别关心北平的学生运动情况。在他的帮助组织下，车队与齐鲁大学的同学举行了座谈。齐鲁大学的学生表示车队的到来给他们以很大的鼓舞，当即决定罢课响应北平的学运。他们还为车队捐了不少钱作路费。
山东省长韩复榘得知车队抵达济南的消息后，便派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来谈判，让车队赶紧离开。尽管他与蒋介石不合，但也不欢迎学生在他的地盘上搞学运。这时，忽然又闯进来两个人，一是宫曰健，一是刘江陵。老宫是借着替学校“劝阻”我们的名义赶来的，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在清华的负责人，也是老高的同班同学，最支持南下的行动。刘江陵则是代表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来向同学们布置新任务的。北平学联要求车队15日以前赶到南京，代表学联抗议当局以搞“聆训”破坏爱国学生运动的阴谋。这样，车队不仅是在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备案的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而且成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了。这使大家信心倍增，决心争取时间早日赶到南京。
7日，车队的同学连人带车被“护送”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想到有重任在身，乘一天火车可顶骑车六七天的路程，大家便借此机会休息调整，为迎接新任务做准备。
到了徐州，往南的路程被大水堵截，只得向东绕一段路，再往南骑。13日清晨，自行车队从滁州直奔浦口。到了浦口，南京已在望。为了躲避当局耳目，大家混到商贩与货车的行列中，在下游乘了只木船渡过长江。经过1300多公里的艰难征程，自行车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南京！
一到南京，大家立刻行动起来，为抗议“聆讯”做各种准备。14日清晨，同学们骑着自行车满街撒传单，一时造成很大影响。大家还准备第二天到国民党中央礼堂去冲击“聆讯”大会。
可就在14日中午，突然来了一大批军警包围了自行车队的住处。大家手挽手一起往外冲，但终于还是被挡了回来。大家失去了自由，在愤懑中度过了难忍的一夜。15日清晨，车队住处又开来大批宪兵，他们不容分说，先封锁大门，然后由两个宪兵挟架一个人，从后门逐个把队员押上车。队员们一边挣扎，一边呼喊：“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们是要求抗日的！爱国无罪！”“反对伪代表聆训！”“宣传抗日无罪！”“打倒卖国贼！”……
队员们大喊大叫，宪兵们只是一声不响地执行任务，把人拽完了又把自行车和衣物等统统塞进车里。然后，开车疾驶而去。
队员们一个个离去了，如今只剩我一人
六
卡车在飞驰，队员们在车中仍不停地叫嚷抗议，宪兵们依然默默无语。所经过的地方都戒严了。卡车忽地戛然而止，横在眼前的却是滚滚长江。莫非是要把大家送回去？队员们立刻喊道：“不回去！”“我们不回去！”
宪兵们又把队员们扭送进一只大轮船底层的货舱里，载送至江北岸。到了浦口，队员们被关进一栋楼房的三楼。晚上，宪兵送饭来，同学们不吃，继续同他们讲理。他们只是说：“吃吧，不吃肚里饿得慌。该吃就吃，该干什么干什么。”
当晚，南京教育部司长雷震还带来几个人来劝说，未得结果，悻悻而去。
16日清晨，又增加了一批宪兵，把队员们押送上了一节北上的“专车”。车厢里没有别的乘客，只有一百多名宪兵，每个队员由四名宪兵看守着。但到了郑州，办完换车手续后，同学们再上车，就没宪兵护送了。因为根据“何梅协定”，蒋介石的政府军是不准跨越黄河一步的。
1月21日，车队出发后的第27天，同学们回到了清华园，我恰巧也在这天回来了。我在德州出院后，12日赶到南京，知道同学们还未到，就趁空回了常州。我回到南京，同学们已被押走，我就急忙乘津浦路火车返校。当时学生救国会让我们向全体会员汇报了南下的经过，梅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动得到大家的称赞和肯定。后来，我们正式成立了车社，我和大部分车队的同学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组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自行车队的同学们以后曾于1977年春节、1985年春节、1988年、1992年在钱伟长家中聚会过，每次见面大家都谈笑风生，格外亲热，但每次聚会又都少了几位队友。如今，自行车队只留下我一人。我十分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96岁那年，我跌过一次跤，磕掉了一口完整的牙，但我觉得没牙并不可怕，照样轻松活到一百岁。现在，我每天仍坚持读书、看报、写字。我的孩子们都很孝顺，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我已安度米寿(88岁)、杂食乐生(98岁)，还要“相期以茶”(108岁)。我有这个信心。供图/晓言
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队员名录
钱伟长(研究院物理系)
应用数学和力学专家。曾任上海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郝威(罗青)(1936年外语系)
曾任《中国日报》(英文版)副总编
高葆琦(高原)(1937年土木工程系)
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军工厂厂长，曾任交通部科技局局长、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裴崑山(彭平)(1937年地学系)
曾任气象局局长，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张石城(1937年电机系)
茶叶专家，曾负责经贸委茶叶出口工作
陈冠荣(1936年化学系)
曾任中央经济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化工部总工程师
吴瀚(女，1937年历史系)
参加新四军，曾任北京图书馆办公室研究员
誉问德(1937年化学系)
曾任华南工学院教授兼教务长
高崇照(1937年地学系)
原任重庆交通工业学校教师
戴振铎(1937年物理系)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微波专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梁伯龙(1937年化学系)
在美国定居，学者
任泽雨(赵心斋)(1937年地学系)
原地质部科技司高级工程师
徐煜坚(1938年地学系)
中科院地学部院士
黄克新(1938年化学系)
失去联系
黄渤海(1938年)
失去联系
沈海清(林一民)(1939年经济系)
曾任国家计委轻工业局局长
凌松如(凌则之)(1939年电机工程系)
1940年，任决死队二十五团政委，在武乡县温庄“百团大战”中光荣牺牲
高仕功(1939年气象系)
在美国定居
伍崇让(1939年电机工程系)
曾任机电部工程师
郑仁圃(1939年化学系)
在美国定居，石油化工专家
张桂珍(女)
德州中学学生，在车队经过德州时参加南下宣传，后回德州，情况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