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月某一天的下午。
山老胡同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里，摆放着一条长桌和几把椅子。长桌这头是一面堆满了各种酒类的吧台，而那头，是空无一人的屋子。屋子里的舞台上，话筒架、吉他、贝司、鼓……各种乐器满满当当，也静静悄悄，等待着在院子里那位来回踱步的年轻人，在午夜用铿锵的Freestyle将自己激活。这里是黄昏黎明俱乐部（DDC），京城一个颇有名气的Livehouse，而那位年轻人，叫做大卫。
大卫总是身穿一套黑西装，头戴黑礼帽，留着一圈络腮胡。明明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但一眼望过去，好像看不穿他的年龄。与大卫对话，可以收获超现实主义的感觉，因为极少遇到，尖锐犀利和柔软真诚，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如此和谐共存。大卫的身份很难定义，不过他微博签名处的四个字，似乎昭示出某些信仰：“诗，乐，影，人”。“诗乐影，这三者单独摆出来，就像是有灵魂的躯干，但是如果摆在一起了，它们就变成了爪子和手，它们会互相撕扯，会把彼此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掏出来，再拼凑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灵魂，而这些灵魂之间也在互相延展、互相解释。就是在这样一个冲突、摩擦的过程中，构成了我个人美学的张力，”大卫如是说。
诗为源
“被诗意震撼的时刻，你就是诗人了”
人们见到大卫，大多数状况是他在舞台上Freestyle，喋喋不休，汉字以数不尽的排列组合方式从他的嘴中发射出，以不同的力量飞踹向每一位观众。但是，这样一个如此淋漓尽致表达自己的个体却说，他曾经得过一段类似自闭症的心理疾病，并且，诗意才是他的艺术本源。
在十几岁时，大卫大部分时间都活在“特别锋利的恐惧”里，但那种恐惧又是未知的，于是，他每时每刻都在心灵深处为自己伪造出一座座奥斯维辛，“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和外部的世界隔着好几座山峰、好几个大海。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开始想写日记了，写着写着我就觉得，我获得了色彩，而且这种色彩，完全是在我内部生出的颜色”。彼时，大卫在写作中第一次切实得到了私人生命体验，“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求生的手段，我相信我的每个字句就像一个漂流瓶一样，一定会被有心人捡到。但即使没人捡到，我也会在完全没有功利的自我表述中获得生命的色彩，把我的命运救赎出来。”
大卫家中四处堆满了书，每天的阅读，是他与世界完成沟通的重要途径。大卫每次出门，都会挑选三本书装进随身携带的布袋里，“我会带一本诗歌，一本小说，一本社科类，这几种表达加在一起，它们合理的滋润才能让我更立体。”采访当天，大卫随身携带的是曼德施塔姆的诗集、三岛由纪夫《假面的告白》，还有一本讲述奥斯维辛的书，这些都是他出门前，依据直觉挑选出来的。
大卫喜欢阅读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作家的作品，因为“如果你想理解当代的中国，那么那些曾经与我们共同负担、共同经历过同一种苦难的国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20世纪的一些独有景观——集中营、种族灭绝、集体死亡等，都可以在那里看得到。可以说，死亡是被批发的。布罗茨基说，写诗就是在练习死亡，我热爱的三个东欧作家——舒尔茨、马内阿、伊姆莱，他们的一生都在思考死亡，字里行间，每时每刻，都在和死亡勾肩搭背，这点我与他们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
由于喜欢俄罗斯文学，大卫经常泡在相关的豆瓣小组，在那里，他最终与诗歌相遇。“当时在豆瓣小组上看到有人在推荐曼德施塔姆，我就点进去看了，封面上是他很苦的一张脸，把命运全部都勾勒出来了。”曼德施塔姆写过一句诗——“我已经精通了离别的科学”，看到这个句子后，大卫感慨：“当时第一次就感觉到了有命运这种东西的存在，一个人能用这种精致、简洁又深邃的方式把这种人的命运、词语的命运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给呈现出来，我就被这种力量给感染了。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写出诗，但是我已经觉得我是个诗人了。很多诗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写诗的，但是你被诗意震撼的时刻，你就是诗人了。”
“你怎样都好/你好我自然就好/所以我怎样都好/好就好在我有你/好就好在我没有你/但是好在我没有你/更好些。”这首《好的比赛》，是大卫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写的第一首诗，“当时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情人，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去华堂吃面的路上，突然，我就被自己体内莫名的深情给俘虏了，这种深情就自己演变成了诗句跑了出来。”后来，种种深情集结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任之》，而王任之，正是大卫的本名。大卫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视力”是一件重要的特质，这种“视力”并不是表面字义，而是指对历史、命运和词语的视力，“现在很多人都缺乏这种视力，但是辛波丝卡，她是我见过的视力最好的诗人之一。”
乐为引
“我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乐器”
放下书籍的大卫，是DDC舞台的“扛把子”。每次即兴演奏之夜，大卫总是跟着乐手打着节奏，手势上下翻飞，噼里啪啦地撂着一段又一段“狠话”，底下拎着酒瓶的观众跟着律动陷入狂热，一声接一声高喊出“Respect”。
“当时看了个国外的视频是谁在Freestyle，指谁说谁，当时我就傻了，这太恐怖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自我表达。当时我就觉得我要这样，现在我就，这样了。”与Freestyle相遇的瞬间，大卫被一击即中，“当时我觉得Freestyle是想到什么说什么，现在我会了之后才知道，是没想到什么我就已经说出来了。”
对文字和词语的“视力”让大卫的语言表达行云流水，而对于节奏和韵律的敏感，则始于广泛的音乐接触，“爵士、Funk、soul、世界音乐、摇滚乐……这些我都听，更偏爱律动性强的音乐，”大卫通过律动感受到身体内的力量，“我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乐器，但是对于Hip hop、Rap，我是在力量层面上认同它，在表达层面上没有那么认同，街头啊、帮派啊、枪杀啊，这些东西我不太感兴趣。”
大卫想呈现的个人美学，是他对于个体和命运的思考，“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一定要去勇敢、真诚地面对个体的苦难，而人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畸形的、变态的、不尊重人的政治塑造而成的。所以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谈论人的苦难。我们用个人的美学给这些困境作见证，市场、家庭、大众传媒等给人造成的困境永远不会结束，我们的写作也不会结束。”这种常出现在摇滚乐里的主题，却被大卫披上了Hip hop的外衣，这便构成了他作品的独特性。“其实我这些表达形式都是塑料袋，我的表达实质才是水果，这些影像啊、诗啊、音乐啊都是塑料袋，很多人不吃水果，光啃塑料袋，希望大家多吃水果。”
在DDC大卫表演的舞台下，总会出现一个戴着五角星帽的观众，那就是崔健。他与大卫几年前一见如故，成为知己。崔健曾与记者聊起过这个忘年交：“大卫的优点太多了，首先就是他的专注性。只有一个过于专注的人才会有很强的愿望体现，就会忽视掉一些恐惧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做Freestyle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专注力的力量训练，如果心理基础够的话，他就敢于去面对一些压力。”
听闻这个亦师亦友的称赞，大卫笑了笑，“专注力源于我精神上高度的自治性。我认为任何一个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个省份和国家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和命运，一定都是在你体内生长的。我想我对这种生长的注重，我这种精神的自治，就是这种高专注力的源头。他（崔健）也很专注。”
大卫说，他与崔健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情感上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是对个体的关注，对个体的敏感，我们都在做一个尝试——把个体的命运从这种大时代的叙事之中救出来。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经常把女人、时代、历史之间的界限模糊，做一个隐喻，你们不知道我们是在与历史说话还是与情人说话。我们的生命都是在我们的自由表达中生长的。”
影为延
“这是我个人的历史”
影像艺术家，是大卫的第三个身份。对于他而言，音乐、诗歌并行在前，而影像是后来涌现的念头——大卫有首歌叫做《玛丽莲梦露的腰有点儿粗》，当时在写完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画面，“当时没想着自己做导演，就去找了一些MV导演与他们聊聊，他们就说，要实现我的要求困难太大了，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做导演。”当时的大卫并不会写分镜头，于是他就闭着眼睛在脑中构思，最终呈现应该是什么样，然后告诉团队，去雕琢打磨，最终成果果然符合预期。
大卫说，相对于神秘主义的“灵感”，他更喜欢“直觉”这个词，他的影像作品也全凭由内而外的直觉。后来影像就成为了他对文字和音乐的延伸。
今年3月，大卫的首部影片《情欲，伤疤，被侮辱的人》于DDC首映，全场爆满。大卫说是去年年初，他在阅读博尔赫斯的一部短篇小说时，脑海里有了这部电影的雏形。他说，如果拿电影同文学类比，大部分中国电影呈现出的都是一种最枯燥的三流小说的面貌，“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最本质的情感呈现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历史总是在忽略情感突出事件。我就在想能不能把大历史的叙事和个人的真实情感之间的表述界限模糊掉。”
当时的大卫已拍了不少MV，在做这个更深度尝试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复仇的主题，“极权主义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有强烈复仇意识的哲学，我的电影是想着用诗的方式去叙述，我想用博尔赫斯式的、迷宫一样的方式，把时空拧碎，呈现出来20世纪我们共同的苦难，每一个个体都经历过的苦难。”
大卫的电影里有许多隐喻，性病、前苏联、父子、爱人、命运，善和恶交织呈现出了他自身独有的矛盾美感。对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个问题，大卫也道出了自己的观点：“人性善恶的划分是古典主义的观点，是静止的观点，这把个体之间的命运给割裂开了。其实我们谈论的不是‘善恶’，而是‘处境’。比如一个人在和平年代是个善良的人，但是在战争年代，他可能就会把孩子从母亲手中夺走扔进毒气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人的处境对其的塑造和影响。”
大卫并不在意自己的影像作品是否属于当代艺术范畴，“我就一心盯着我的作品本身，它接近谁远离谁我也不知道，也不太在意，我不愿意把自己投入一种类别里，一种历史进程里。这是我个人的历史。”
大卫词典
我的思考和我的命运都是由这些词语塑造而成的，而我的思考和命运塑造出了我的艺术。
纳粹
极权主义，代表着一种恶劣的政治，这种恶劣的政治在20世纪是造成最骇人的苦难的罪魁祸首。我们始终活在这种苦难的阴影下。而阴影，有时变得会比尸首还庞大，骇人。
愤怒
有这么多的愚蠢的权威用最没有美感的方式塑造我们，愤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去推动我的行动。
恶
关于人类的所有论述中，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恶。恶会去伤害个体，而20世纪的历史就是集大成的、匪夷所思的恶的历史，它残害人的生命、思想、道德、审美。我的艺术、我的表达就是我抵御恶的方式。
民主
就像丘吉尔所说的，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更好的制度，它保证了人的基本权利。民主是衡量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除了民主外，还有另外一条重要的标准，那便是对边缘人的容忍程度。
自由
永恒的困境、永恒的话题。自由太复杂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比如你自由了，就像把你扔到一片海里，一切都靠你自己了。没有个性的人面对自由就是地狱。
文明
我最喜欢的诗人曼德施塔姆，他是文明的孩子。他和全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创造者和灵魂没有产生断裂，他们是团结在一起的，这种团结，就是文明。文明也是在这种团结之中被创造和延续下去的。
苦难
这是没办法逃避的话题。我一直在想苦难和自由的关系。我昨天写下来一句话，自由会是苦难的弦外之音吗？但是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只会磨损你的尊严和意志，自由绝对不是诞生在苦难之中的。
【快问快答】
Q:你觉得成人是种什么动物？
A:穿山甲
Q:你小时候有没有渴望长大？
A:特别渴望。我一直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回忆童年，童年太痛苦了，什么都干不了，充满无力感。
Q:你害怕人吗？
A:害怕，吓死我了。因为人总是在处境之下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但这不会阻挡我百分之百地去爱。
Q:你相信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吗？
A:当然，只有相信这件事，你才能寻找到自己的个性。孤独是一种最圣洁的权利。
Q:你在感情上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A:看是谁，有的我喜欢主动，有的我就坐这，等你过来。
C04-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