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
自1978年春天告别了知青生活后，我再也没有真正干过农活，关于生产农具的确切记忆也变得遥远、模糊。2014 年9月我在重庆山区小学艺术支教的时候，曾跑到收割地里和村民一起“打禾”，就是把禾穗上的谷粒拍打下来。我马上发现这只打禾的农具和我们以前用的很不相同，它是一只很大的方形侈口大木盒子，禾穗就拍打在盒壁。记忆中广东客家农村的那种打禾桶马上重新浮现出来：那是一只椭圆形的大木桶，在桶内壁竖一块约一人高的竹篾子沿禾桶内壁围起大半圈，人站在椭圆桶的短边打禾的时候，谷粒就不会在拍打的过程中飞溅到外面。另外，禾穗不是直接打在桶的内壁，而是搭一把小竹梯子在桶沿与桶底之间，禾穗打在上面的时候会使谷粒更均匀地脱落。应该说，我所熟悉的那种禾桶在功能上更完善，多一张竹篾子和小竹梯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当时我们除了用这种禾桶打禾之外，也开始有脚踏打禾机，但是并不普遍。而且因为当地多是山坑田，搬来抬去的更累人。
近日读《中国传统农器古今图谱》（潘伟著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又重新唤起关于农具的记忆。如作者言，该书是“一部用摄影图文记录的当代中国传统农器图谱”。这个界定很明确，对象是当代中国仍在使用的传统农器，方式是摄影图像与文字记录，而其特色更在于如作者说的，“力求做到全面、系统，且在农耕现场而非博物馆。我的工作意义，或许在此。”（见“后记”）这部关于中国传统农器的“古今图谱”就是以古籍图文与今天的农耕现场摄影及其文字记录和解说相结合，分门别类地记录当代中国的传统农器。如作者所言，该书最大的特色和意义在于其农耕现场观察、记录的客观真实性和在地视野，因此我试图以“在地视野”来表述这种兼有田野考察、图像记录与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写作视角。
作者以“务农者说”作为全书序言，其“在地视野”的工作意义更不言自明，是很好的写作构思。其中谈到传统农具在今天得以延续使用的情况与缘由，非常客观真实。如廖志兰、廖云香夫妇谈犁耙田，由于“梯田高，又狭窄，耕牛难爬，又难转身。机耕，也笨重。犁耙田还是用公婆犁、公婆耙简便。犁耙田时，女拉男扶，需要互相配合”。又如七十二岁的王好善老人说，“为什么别人用收割机收麦子，我还用镰刀收割？错过季节，麦子被风吹伏了，只能用镰刀慢慢收割。收割后，用板车把麦子连秆拉回打麦场脱粒。”也有农民谈到今昔之变，八十一岁的李所说他那架用了五十多年的榆木人字耙扛不动了，转送给老邻居；再过几年，村里就没人用人字耙了。在这些变化中，有些逆向的变化是出乎意料的。赵世波说在华北地区至今还用“耠子”来给作物松土、除草，但是在过去，“耠子都用驴、马或者牛拉。近十几年，种地普遍使用除草剂，地里不长草，就没人养牲口，耠子只能用人拉”。进入除草剂的时代，反而要以人力来干畜力的活，这是历史的穿越吗？另外，也有务农者提出了农器的命名问题。禤坚说，“什么是均泥田器？那是你们城里读书人的说法，我们称这种农具为谷拨。春耕，谷拔可用之匀平泥田；夏收，谷拔又可用之摊晒稻谷。一物两用。……你有文化，你能为这款农具起个一物两用的全名吗？”这种对农具命名的思考也很有在地的性质和意义。
作者寻找中国传统农器的主要依据是元代王祯的《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该书的叙述结构也是摘引《农器图谱》在前，作者在现场拍摄的农具及其使用情景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在后。《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对后世影响很大，日本的中国农史研究专家天野元之助认为在原刻本之外，《四库全书》本的插图最忠实于该书的文字，可以推想王祯是把正确的农具图样载入此书（见其《中国古农书考》，130页，彭世奖、林广信译，农业出版社，1992年7月）。因此，潘伟以此图谱作为基本依据是可靠的。当然，正如天野元之助所说，该图谱也有缺失，其中方耙、人字耙、耖的插图也不宜采用（131页）。天野元之助曾在中国农村做过长期调查研究，曾著有《元代王祯〈农书〉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年）和《支那农具论》（《帝国农会报》第三十一卷第一、二号，昭和十六年），对中国传统农具有很深的研究。潘伟在后记中也提到元代农器图谱没有记载的农器，而他在现场看到和记录了。另外，他还提到日本学者二瓶贞一和松田良一的《关于华北地区的农具调查》，“其调查已运用照相术，图中所记农器之尺寸，精确至半厘米。”事实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批日本农业研究专家在中国华北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乡村调查和研究，曾经长期与天野元之助教授合作的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H. Myers）认为这些调查资料是可信的和十分珍贵的（参见其《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在当年日本人的这批调查资料中，学术价值较高的就是二瓶贞一和松田良一的《关于华北地区的农具调查》。当时日本的“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秋元真次郎认为，过去从来没有对华北地区的古农具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而二瓶贞一和松田良一的调查足以说明这个地区的农具改良已迫在眉睫。这份农具调查报告也引录了《王祯农书》中的部分农具图谱，然后对每种农具都配照片，甚至还有可用来进行加工制造的工程图纸。从某种意义上看，潘伟该书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大大扩展了农具调查的区域范围，同时把农具的实地使用情景作为摄影的基本视角，反映出更真实的在地生活情境。
作者历时十年，走遍大江南北很多地方，为当代中国乡村中仍在使用的传统农具“立此存照”，因此有重要的农具史研究资料价值。由于大都是在生产现场拍摄和调查，因而无论是图像或文字都有强烈的现场感，如作者自言：“农民的汗渍沁入木柄，光滑而粲然；铁器与泥土反复摩擦，锃亮闪白光。而农具博物馆里的农器，却犹如一具具冰冷的尸体，毫无灵光。”（后记）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撰写过程中参阅的著述和资料，但是没有提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农业部组织编写的《中华农器图谱》（共三册，宋树友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1月），以及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全二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该书有大量实物图片和与日本渡部武教授合绘的实测比例图；另外还有日本渡部武、渡部顺子的《中国西南传统生产工具图录》（东京外国语大学，2000年），书中收有六百多幅中国西南地区的生产生活图片和工具绘制图片。由于该书最后没有列出参考与征引书目，因此尚未得知作者在分辨古今农器的时代与地区异同之时，是否曾经参阅了这些同类而且重要的农具图谱类著述。
最后回到我记忆中的客家禾桶。潘伟书中引王祯《农书》称其为“掼稻簟”：“掼，抖擞也。簟，承所遗稻也。农家禾有早晚，次第收获，即欲随手收粮，故用广簟展布，置木物或石于上，各举稻把掼之，子粒随落，积于簟上。非惟免污泥沙，抑且不致耗失。”所谓“举稻把掼之，子粒随落”，表述得十分准确。书中第222页的那幅摄于滇南的禾桶掼稻正是我在重庆山村看到的，而下面那幅摄于粤中清新的打谷桶，则很近似于我的客家禾桶，不同的只是我的没有桶正面的凹口。而正是这一点区别，使我的禾桶还有了另外的功能：在上面铺一块宽木板就成了一张床。我的知青生涯就是这样过来的：禾桶里装着生产队分配给我的口粮，人睡在木板上。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