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惟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点校本与修订本
《辽史》至正初刻本早已失传，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至正初刻本原貌的本子是《永乐大典》残本所引《辽史》，但仅存本纪十五卷及其他一些只言片语。此后，无论是较早的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还是刻印的明嘉靖八年（1529）南京国子监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本及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乃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百衲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版本问题。
《辽史》一书先天不足，且又缺乏比较理想的善本，再加之书中含有大量民族语译名，其整理点校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冯家昇先生首先承担起《辽史》点校与整理工作，1970年冯氏去世后，遂转由陈述先生接手，历时四年最终完成了全部点校工作，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经读者近四十年的验证，《辽史》的点校质量堪称上乘，从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
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和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来的《辽史》点校本逐渐显现出其所存在的缺憾。上世纪初次点校“二十四史”，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众阅读的通行本，诸史点校采用的是以某一版本为工作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这种做法对文字校改主观性较强，且大多不出校勘记，从而抹杀了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可取。如《辽史》即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但在具体点校中，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这并不符合现代的古籍整理规范。另外，这几十年辽史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深度加深，而且还刊布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出土了许多辽代墓志石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文字的释读与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对于《辽史》的整理点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亟须组织学术力量对《辽史》进行重新校订。
此次《辽史》修订摒弃了原来“工作本”的做法，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对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切忌擅改原文，尽量遵从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质化，严把校勘尺度，尽可能恢复《辽史》的本来面目。在版本校的基础上，此次修订还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注意利用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在内的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尽量参考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够给读者呈现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的《辽史》升级版本，以便学界能够更好地利用此书。
（刘浦江 撰 邱靖嘉 整理）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