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 朱浩
作家 金宇澄
摄影家 陆元敏
文艺批评家 吴亮
陆元敏，66岁摄影家；吴亮，62岁文艺批评家；金宇澄，64岁作家。7月3日，这三个上海老男人被47岁的策展人朱浩拉到自己的“像电影一样”摄影展上，聊关于电影的旧时光。
“你们想听什么？”吴亮问围坐在周边的年轻听众，“我们四人平均下来也到60岁了。60岁是一个什么概念？电影发明至今才120年，也就是说电影后半段的发展与我们的成长是同步的。”
看电影的故事：走出旧时电影院，像走进一场梦
最近已不大看电影，印象当中还是旧时的电影院，看完之后从各个不同的后门出去，会走到些陌生的弄堂里，感觉就像一场梦。——金宇澄
或许是写过《繁花》这样充满旧上海气质的小说，金宇澄首先被推出来聊聊“看电影”的故事。
金宇澄说自己最近已不大看电影，印象当中还是旧时的电影院，看完之后从各个不同的后门出去，会走到些陌生的弄堂里，感觉就像一场梦。
“1990年代上海的电影院其实条件不大好，所以电影院附近会开一些黑暗的酒吧，比电影院里还要黑暗，拿个手电一照能看到许许多多男人女人在那幽会。美琪、上海电影院周围都有。随着一些电影院被拆掉，这些都没有了。”金宇澄说，这都是些陈旧的事情了。
电影《夜半歌声》改编自歌剧《剧院魅影》，浪漫中带着恐怖气息，在上世纪80年代单调的国内电影制作时期特别突出，甚至在当时因为演员的毁容妆容逼真而被传为最吓人的电影，至今都流传着当年有人看这电影被吓死的都市传说。该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于1985年。
金宇澄在乍浦路桥的解放剧场看过当时的拍摄现状，“现场请了大量群众演员演其中一场，我进去一看很惊讶，因为都是群众演员，现场很混乱，导演助理拿着喇叭喊‘我们要换衣服了’，然后拉来一黄鱼车衣服。里面的衣服很多都是再生布的旗袍，还有短裆，就是过去劳动者穿的一种衣服。然后又拉来两黄鱼车的衣服，我一看就知道是抄家抄到的，还有可能是来自过去上影厂仓库的一个估衣店，很多有钱人会把旧衣服卖到那里去。这两种衣服一出来现场大乱，大家拼命去抢绫罗绸缎，大家都不愿意穿劳动阶级的衣服拉黄包车。那些衣服里有些特别精致、绣着苏绣盘花的小袄，有个胖女人明明穿不下，连扣子都扣不上，偏偏硬要穿，旁人瘦跟她要，她不给。我当时就觉得，正是因为我们人类本性中的一部分有反抗劳动的成分，所以电影作品才会一直宣传劳动光荣。”
放电影的故事：大世界的电影不是放在银幕上的
大世界那种放电影的机器跟其他地方不同，它不是直接放在银幕上的，而是通过镜子投射到一个磨砂玻璃上，这样放出来的。——陆元敏
陆元敏为人熟知的是摄影家的身份，事实上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段时间，他上山下乡回上海后还当了阵子电影放映员，借此机会他细细回忆了番自己从电影放映员到摄影家的转变。
“老早以前我家对面住了一个电影明星，但我从来没看到过她。我1950年代出生，可能是1940年代她已经跑到香港去了。她的妹妹住在我对面，从她的妹妹身上看不到一点电影明星的影子，所以我一直很难想象她姐姐什么样子。我家楼下住着一个漂亮姐姐，她拍了张很漂亮的照片放在襄阳路永康路口的照相馆，路过的人都说跟明星一样。那时候有个传说，如果一个人拍照拍得漂亮，王丹凤会看中她的。以前我拍完片子还会想，不知道王丹凤会不会看中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王丹凤就住在那里。”
后来上山下乡，陆元敏去了农村之后巧合地成为了电影放映员，“在农村放电影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是露天的，每天需要换地方、拉银幕、拉电线，一部电影的片子可能有十几部大盘子装两大箱，有几十斤重。后来我因为表现得好，就让我去上海的大世界放电影。最初我的执照只能放35mm的小放映机，大世界那种放电影的机器跟其他地方不同，它不是直接放在银幕上的，而是通过镜子投射到一个磨砂玻璃上，这样放出来的。后来我到了另一个更大更正规的放映厅，有两部大机器、四个放映员轮流放。这台机器很有意思，发光不靠电灯泡，是用两根炭精棒正负相碰产生非常强烈的光，这种光源非常强，放出的电影亮度就非常高。”
陆元敏说：“可能因为当时翻来覆去放那么一两部，《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的，所以我有些麻木，反而想不出当时有哪些电影。要是碰到哪部电影时长最短我就最高兴了，放完就可以休息了。在大世界楼顶上休息是最舒服的，下面很多的平房，每个灯都是亮的，能看得到哪个房间在洗澡、在吃饭，很好玩。后来有个研究所里需要摄影师，他们觉得电影放映员肯定能胜任，所以就把我调去拍照片了。”
已消失的电影配套：说明书、插曲本
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匮乏的、饥渴的时代，这似乎是我们的专利，现在是另一种情况，是丰饶下的一种匮乏。——吴亮
吴亮刚写了部长篇小说《朝霞》，他称因为金宇澄的关系他才动笔，“我跟金宇澄住一幢楼，自从他写了《繁花》之后我们就经常聚会。他在讲各种段子的时候，我们总会问《繁花》里写过么？今天他在这里讲的肯定是《繁花》里没有的。人类需要一个点去触发记忆，比如说陆元敏是摄影，而金宇澄讲的是人类的一些私密故事。”
作为文化批评家，吴亮聊起电影时离不开时间轴的纵向对比，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有两百部电影，他称自己有很多票却一部都没去看，一是因为工作忙，二是因为太多了。“理论上来讲，现在想看什么电影都能看到，我们那时不一样，比方说看书的过程是，听说哪个地方能拿得到，我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去搞到手。应该说，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匮乏的、饥渴的时代，这似乎是我们的专利，现在是另一种情况，是丰饶下的一种匮乏。”
吴亮也聊到自己当年看电影的故事，“我家住在淮海路附近，附近有现在已经关掉的淮海电影院，还有比较好的国泰电影院，我们那时候常去。但看电影的时候要算一算，同样的电影在国泰是两毛五，淮海电影院是两毛，为什么呢？一个是有冷气的，为了这五分的冷气我们就进国泰了，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能看冷气电影，因为出来以后觉得更热了，一出门后像跑进烤箱，整个人晕眩到刚才电影里的情怀荡然无存。于是我们后来就买了晚上7点3刻的电影，看完10点钟，出来以后发现居然还是那么热。那时候的电影院还有些现在见不到的东西。有时候看电影有一份一分钱的说明书，印有电影梗概；门口还有印制的电影插曲，上面有简谱、歌词，售价两三分。这么简陋的一个制作，在当时被很多女孩子珍藏，她们会把它夹在书里珍藏起来，我两个姐姐都这样，我家当时有一些《大众电影》一直保留到她们出嫁。”
上电影课的故事：凭想象授课
我想应该把上海的关于电影的影像留下来。有部电影叫《天堂电影院》，而那个安全门就像个出口，天堂没了但出口还在，可以帮我们回到现实。——朱浩
朱浩是这个“像电影一样”展览的主人，他称这个主题是被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候的一些记忆触发的，“我们有一个小剧场，每周都会有所谓的观摩片，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在放伯格曼的《野草莓》，虽然大家觉得影像本身很枯燥，但是因为旁边的安全门被不断的来人打开关上，外面的阳光曝光在画质很不好的银幕上，还有外面吵闹的知了叫声，这就是我对伯格曼的电影的记忆——很多时候我们的记忆就是这样影像化的一个点。有一天我发现天蟾剧院没了，拿上相机赶过去，只能拍到小巷里的安全门，自此我想应该把上海的关于电影的影像留下来。有部电影叫《天堂电影院》，而那个安全门就像个出口，天堂没了但出口还在，可以帮我们回到现实。”
朱浩回忆起一段现在听来荒唐，只在特殊年代出现过的特殊教学，“戏剧学院里读书最有意思的一个经历是读欧洲电影史，大量的影片老师在台上讲，但是老师没看过，我们也没看过。比如1980、1990年代的新浪潮电影，比如《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老师在台上讲‘这部电影怎么走形式主义，怎么把形式主义的电影语言发挥到极点’，然后台下所有的学生跟着老师一起想象。但事实上当时我们只有几张剧照以及《新浪潮文学剧本》里的电影剧本，我们顺应着这些看，拼命地想象每一个场景，直到很多年后真正看到那些电影的时候发现，差距太大了。这一方面可能很可笑，但这既是那个年代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是电影本身带来的、有点蹊跷的视觉想象，这些与我们的成长经历结合得特别牢。”
朱浩表示自己至今还会坚持用胶片拍摄，并非出于所谓的胶片原旨主义，而是因为自己是通过胶片进入摄影的，对胶片有种时间上的留恋，“当我们用照片去留住一些时间点，只有胶卷它会随着时间褪色、变旧，一些划痕会显现出来，这些是自然的痕迹。当然，电影也是痕迹，是90分钟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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