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本书不是没有可挑剔的地方。
本书的第二、三章讲述的是英国的对手——法国、俄国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史。但是这两章并没有回答好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要建设一支海军，海军要完成什么目的，怎么建设，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是怎么和这样一支海军的建设互动的，又制造了什么困难？”换句话说，对各国海军的大战略及大后勤叙述过少（对德意志帝国的叙述要更好一些）。刘怡先生的《海陆两难：日本帝国的兴衰》对这方面的处理要好得多。
此外，本书对不列颠海权的叙述是从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时代开始的。依我的愚见，从十六世纪开始可能会更好，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观”诞生于这一更早的时代。
在十六世纪，财富、贪婪与独占确实是英国走向大海的动力，但他们的做法一开始就有别于西班牙帝国（那样进行赤裸裸的掠夺），而是以英国与欧洲市场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在海外及各殖民地发展生产、拓展贸易。更重要的是，（同法国和西班牙非常不同）英国的海权在一开始就是反陆权的。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常备军是君主建立并实施专制统治的工具，如果英国的海上扩张以扩大并强化领土控制为目的，那么这个领土帝国就需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而这会强化君主的专制能力，从而对英国古老的宪政制度构成威胁。他们的结论是，在其海上帝国扩张的时候，帝国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链接应该更多地靠贸易利润与共同的感情，而不是派出军队、官僚来控制新领土实行直接统治。比如，十七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波尔本（Nicholas Barbon）在其《贸易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海上扩张的好处就是用不着保留一支强大的陆军，英国的利益尽可以从海上来，通过贸易与经济手段就足以维护海外统治。另外一位英国人，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在《加图来信》中则写道，海军、自由与商业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强有力的独裁君主则不然。总之，在这些英国人看来，海权与陆权是不相容的，自由和帝国之间应该有所平衡。换句话说，今天有很多人鼓吹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正是他们所坚决反对的。
正因如此，英国的海权可以说一开始就带有“自由的基因”，相较同时期欧洲国家，要来得更少控制欲一些。纵观英国的海外扩张史，获得贸易特权与贸易据点往往是英国政府的第一选项，他们觉得这比直接占领领土要更加经济，也要安全。万一要同其他国家开战，他们也会首选武力威慑、外交谈判，或者金钱贿赂与购买。
美国革命是英国海权观发生变化的新阶段。首先，他们不再倡导移民垦殖，害怕重蹈北美覆辙。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谢尔本勋爵谈到殖民地时如此说道：“在经历了北美所发生的事情后，再来考虑殖民地似乎有些发疯。”以后英国人在全球再获取什么地域要冲，都以点的形式存在。其次，英国放弃对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转向自由贸易。1782年谢尔本勋爵明确提出“我们的贸易优先于统治”。换句话说，英国的统治更加疏松，其海上力量的防御性质与贸易服务性质更加明显。
我们可以说，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是一个“英国驯服了大海，但大海也驯服了英国”的过程。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则始终将大海看成是待征服、待统治的对象，以及征服、统治的工具。
章骞写作本书，恐怕正是要提醒国内一些人。他们看大海的时候，涌现出来的词汇是“征服、冒险”，而这恰恰与近代海权变革背道而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大洋狂暴的波涛之上，是“自由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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