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军史有一事迹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大不列颠对海洋的主导权和平交棒到美国人手上，而不是同时期的欧洲列强手上。须知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对一支强大的海军孜孜以求，而美国人长期以来却并不感兴趣——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几乎是立刻裁掉了自己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海军部甚至要求舰长自己掏钱支付燃煤费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交棒？已故的章骞先生写就《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一书，对此加以解答。
章骞的结论是，此事的发生，同“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观”对“欧陆海权观”的胜利脱不了干系。
在国内，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批评：“中国自古是一个陆权国家，缺乏海权意识。”当我们问这些批评者，他（她）心目中的海权是什么样的？最常见的回答是“坚船利炮”，次一等的回答是“持剑经商”。章骞认为这种回答不过是重蹈陆权思想的旧辙，外虽相异，内则同构——它将海洋视作流动的陆地，把船舰看成移动的堡垒。大海是入侵的通道、绞杀的工具，控制贸易的手段，有疆有界，是国际政治运筹帷幄的棋盘，国家主导天经地义。这种“海权”思维正是英国的传统对手——如法、俄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所持有的，他们都将海权视为陆权的延伸，所在意的是通过海军建设获取国家威望或建立封闭式的殖民帝国，其海权建设是由国家所主导的，一开始就着力于其军事意义，其竞争性不言而喻。
不列颠与美国所理解、所建设的海权，则非如此。章骞在结语中说道：“英美双方都是属于海洋贸易型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思考方式以及战略取向也是以经济为主导的……时刻以最为敏锐的头脑，对任何政策进行成本控制，并不如同其他欧洲大陆列强那样，将比较抽象的‘国家威望’高于实际利益之上。”“英美两国具有一个共性就是相对于领土的诉求，更为重视的是通过商贸而获得利益，而且这个商贸还是奉行开放体系的原则。”这种“斤斤计较”、以开放贸易为中心的海权，彼此要兼容得多。美国人通过维护公海航行自由、自由贸易、国际关系法制化、民族自决等方式从根本上“釜底抽薪”，瓦解了大英帝国海上霸权的存在理由，这种和平竞争，很显然，对英国人来说要可接受得多。
“如果说陆权的要害在于占领与控制，那么海权的关键恰恰在于流通与开放”（章骞接受记者访谈语）。谁建立的海上秩序能够保证这种开放性，谁就能执海上牛耳，这就是本书的答案。
还有几件事是本书所明示或隐含的。首先，欧陆国家与美国对海洋的不同理解根植于本身的历史、政治制度与文化、经济社会形态之中，也同该国的国际秩序观息息相关。海权的面向可以是非常丰富的，更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业，并非“建设一支海军，控制一片海域与贸易路线”（即狭义的制海权）可以概括，那是结果，是表象，而非根源。
其次，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提到，一国海权的基础是该国的贸易——海军保障贸易，而贸易为海军提供物力、人力与政治支持，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马汉仍然只是从制海权这个角度来考虑贸易与海权的关系的。章骞认为，如果从海权本身来考虑，那么贸易本身的类型——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重商主义之下，一个国家的海上贸易完全可以是由国家操纵形成，它对海外市场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所主导的，而这种贸易将会强化海军的“挑战色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日本帝国就是个好例子）。
当然，本书不是没有可挑剔的地方。
本书的第二、三章讲述的是英国的对手——法国、俄国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史。但是这两章并没有回答好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要建设一支海军，海军要完成什么目的，怎么建设，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是怎么和这样一支海军的建设互动的，又制造了什么困难？”换句话说，对各国海军的大战略及大后勤叙述过少（对德意志帝国的叙述要更好一些）。刘怡先生的《海陆两难：日本帝国的兴衰》对这方面的处理要好得多。
此外，本书对不列颠海权的叙述是从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时代开始的。依我的愚见，从十六世纪开始可能会更好，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观”诞生于这一更早的时代。
在十六世纪，财富、贪婪与独占确实是英国走向大海的动力，但他们的做法一开始就有别于西班牙帝国（那样进行赤裸裸的掠夺），而是以英国与欧洲市场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在海外及各殖民地发展生产、拓展贸易。更重要的是，（同法国和西班牙非常不同）英国的海权在一开始就是反陆权的。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常备军是君主建立并实施专制统治的工具，如果英国的海上扩张以扩大并强化领土控制为目的，那么这个领土帝国就需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而这会强化君主的专制能力，从而对英国古老的宪政制度构成威胁。他们的结论是，在其海上帝国扩张的时候，帝国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链接应该更多地靠贸易利润与共同的感情，而不是派出军队、官僚来控制新领土实行直接统治。比如，十七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波尔本（Nicholas Barbon）在其《贸易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海上扩张的好处就是用不着保留一支强大的陆军，英国的利益尽可以从海上来，通过贸易与经济手段就足以维护海外统治。另外一位英国人，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在《加图来信》中则写道，海军、自由与商业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强有力的独裁君主则不然。总之，在这些英国人看来，海权与陆权是不相容的，自由和帝国之间应该有所平衡。换句话说，今天有很多人鼓吹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正是他们所坚决反对的。
正因如此，英国的海权可以说一开始就带有“自由的基因”，相较同时期欧洲国家，要来得更少控制欲一些。纵观英国的海外扩张史，获得贸易特权与贸易据点往往是英国政府的第一选项，他们觉得这比直接占领领土要更加经济，也要安全。万一要同其他国家开战，他们也会首选武力威慑、外交谈判，或者金钱贿赂与购买。
美国革命是英国海权观发生变化的新阶段。首先，他们不再倡导移民垦殖，害怕重蹈北美覆辙。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谢尔本勋爵谈到殖民地时如此说道：“在经历了北美所发生的事情后，再来考虑殖民地似乎有些发疯。”以后英国人在全球再获取什么地域要冲，都以点的形式存在。其次，英国放弃对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转向自由贸易。1782年谢尔本勋爵明确提出“我们的贸易优先于统治”。换句话说，英国的统治更加疏松，其海上力量的防御性质与贸易服务性质更加明显。
我们可以说，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是一个“英国驯服了大海，但大海也驯服了英国”的过程。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则始终将大海看成是待征服、待统治的对象，以及征服、统治的工具。
章骞写作本书，恐怕正是要提醒国内一些人。他们看大海的时候，涌现出来的词汇是“征服、冒险”，而这恰恰与近代海权变革背道而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大洋狂暴的波涛之上，是“自由与秩序”。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