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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木槿的絮乱

  开始,我想象身体外也存在着一只手,似乎感觉能洞过遥远的时空去抚摸那只手,并且紧紧握着不放,好象轻微的松懈它就会飞走。这时,那只手是我的精神,我的灵魂。所以飞走的也是精神和灵魂。但是感觉到了尽头,已经被洞穿。于是不需要松懈,手自己就成了虚无。好像泡沫塑料一样的期待,塑料是实体,泡沫是虚体,真正的虚实其实分不清,这是一种混乱的组合。总之,当泡沫和塑料都没有时,我心里徒地一空,发现做了一个梦。
  我的一只手伸到蚊账外去了,被蚊子叮得又痒又痛,使我好不恼然;黑暗中那几朵木槿花的影子仍然晃荡着,兀自在惆怅。这是夏天的影子,要一直晃荡到秋天。秋天的时候孤独感会像水一样弥来,渐渐把人淹没。于是我想到影子这个东西,可以超越时空,也可以被时空超越。时空中的影子晃来晃去,就像身体外的一个“在”,当它被超越了,只不过游离于生活”,也有自己的影子。影子和你不是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不同的人……只是想象中的一个“在”。
  总的来说,我与现实存在某种距离,时间像一道障碍物隔在距离中,可以认为我被它超越了,也可以认为,是我超越了它。
  
从大房子的空处望出去,是附近一家公园。公园充满野趣,适合找不到房间的情侣干些偷鸡摸狗之事,另一方面,也适合找不到情侣的房间中人一过偷窥之瘾。公园的后面,整个部分与大房子毗邻而接,呈未开发的废墟状。废墟上堆着砖块,砖块上有几朵又大又懒的木槿花。旁边是一块工地,没有收拾干净,也堆着碎砖块,但是不开木谨,只长草,草里生活着蚱蜢,蚱蜢和蚱蜢草根深处谈恋爱,又生出许多小蚱蜢。不管站在大房子周围哪个方位,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一眼望去尽是绿油漆脱落的窗框子,窗口横着坚着呈等距排列,世界成了无数等距的方块。小A住在废墟包围间,她觉得自己就像是活在废墟上,抑或于一片非常规的几何等距中。
  大宅子象个无精打彩的大坟墓,出入之间的人都有些惆怅。我搬进这儿的时候,左边房间住着一对没有领结婚证的"夫妇",独来独往,自由出入,好像和谁也不认识。一个郁闷的老太太住在大宅子最偏西的角落,任何时候都看不到她出入……没有人可以给别人独特印象。
  房子后面的园子里长着几串肥嫩的苦瓜,苦瓜是用来炒菜的,它使人联想到油烟味,但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堆积物,立即把这种联想否定了。我对人和草都亳无没趣,它们让我犯闷。倒是房子周围的木槿花,使人觉得不那么纳闷。从窗口望出去,外面的木槿花有红色和粉红色,都开得乱七八糟的,有一种絮乱的热闹搅和于内。看见这个颜色,小A内心开始抓狂,她想放声悲恸,可自己也不知道悲恸是种什么玩意儿,只觉得比较过瘾,比较爽快。
  
在这个故事里,我叫小A,住进这所房子前,我刚被一个伟大的精神科医生诊为有病,按其权威的说法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导致分析和情绪反应方面的絮乱。于是我半开玩笑地问他,这到底是神经表皮还是低层出了问题?这位同志马上又在病历下边龙飞凤舞加上一条:"……以及思考能力的条件性底下症。"此定义委实绝妙,我聪明地闭上了嘴。如你所知,医生有他的权威,它在某方面给人的忌讳,并不比精神病差。于是我很配合地认识到,自己是出问题了。
  
首先,一个权威的精神病医生认为你有问题,你却敢在他面前说大话,这就是不正常的表现。正常的表现应该是一言不发,唯唯诺是。但我坚持自己是正常的。于是他毫不留情在诊断书上写下:后天型精神分裂症。我接过诊断书,咬牙切齿说了个谢谢,逃也似地离开了医院。
  这位医生是我的一个旧时同窗,我们背过同一种黄皮书包。他在书包里放一些温热的死鸟,或者赖哈蟆,并且得意洋洋。现在,他对我病况的立论依据首先是我写了些病态的小说。他将弗洛依德的力比多哲学定为准则,认为小说记下了人在痴妄状态的梦话和思想活动,于是他细致入微地分析我的痴妄状态,认为我有严重的精神隐患。但我用充分的理由反驳他。我认为他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一是他自己不会写小说,或者说不会说梦话,这说明他有职业嫉妒倾向;初中我的作文一向是语文老师的骄傲,让这位贵为语文科代表的仁兄心坏不满,这样他又有报复心理;另外,对弗洛依德的著作我读得比他熟,高中有一次在他当着班花的面买弄学识的时刻,不请自来地为他修正了一个理解上的小错误。看,不正常的是谁还不知道呢。
  后来我原谅了这位仁兄的失职。至少他没有前几位医生那样糟糕,最关键的一条是免了我的诊断费。为了这笔费用所倾吐的人情味,我毕恭毕敬接下他的叮嘱,逃也似地离开了那家私人医院。
  我看的前几位大夫都给了我不好的印象。其中一位给我开出“内分泌失调“的单子。搞得我连连晦气,忍不住要把他大骂一通。但是这为仁兄,却用我的小说充满病态来断定我也病态,简直比内分泌还十恶不赫。可我不是医生,连点基本的立场都没有,只能任凭他洋洋得意地对我指手划脚一番。
  装死鸟的仁兄认定我得马上辞职,选一个避静场所,尽量不受外界干扰,休养一段时间便可痊愈。在我心中,所谓的休养不过就是进入白痴状态,除了吃喝拉撒不问世事。我愤愤地想,这是一盅阴谋。他只是想让我先失去工作,再失去人际关系,最后要照一般推理小说的线索来处理,独自在一处荒野宅子里孤寂而死,数年后因蛛丝蚂迹被无关之人发现,比如日记本之类的东西。这是比较仁慈的结局,我自己这么安排。如果是别人,一定会把我安排在阴冷的角落让我满怀希望地霉变。而且,只有看了我的小说,他才能得到这些美妙启蒙,所以他的行为简直就是忘恩负义嘛。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为能提前识破这位杀人犯高超的犯罪计划,并使之流产而激动难安。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很多人都这样说,没有办法去反驳,因为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背黄皮书包,玩死鸟,开心理诊所和读弗洛依德,我就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为此我要搬到那个大宅子里面去,好像如此一来报复和否定了所有人一样。
关于我的病,是这样的。我在一家小出版社工作,老板是个大腹便便的家伙。有一次他在我屁股上摸了一把,但是我却没有冲他微笑,而是尖叫了一声,这声尖叫的音频只相当于个xxx分贝,在别人耳里却响彻云霄。如你所知,办公室里微笑是正常的,尖叫就是有病, 因为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干,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道理却在大多数人手里。何况对上司的亲近采取如此不礼貌的行为,这不但有病,也显得不识抬举,不给老板面子。只因为老板没有摸其他人的屁股,所以我不但不应该尖叫,还要持宠而娇,这才算得上是个聪明的正常人。
  其实我率先意识到,我的屁股在周围人眼里,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否则它平日不声不响,被摸了一把,怎么就能突然地翻云覆雨起来?可想而知,这对我们敬畏和崇拜的那些艰难的成名之举,是多么大的讽刺和不敬。而这声尖叫也让别人大吃一惊,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单位有一半的人都是追星族,他们中有三分之一人属某刘姓明星,三分之一的人属李姓明星,三分之一的人两边讨好;有两股三分之一经常为着报纸上明星间的锁事和新闻在办公室展开派系之战,闹得鸡飞狗跳,纠葛不清,剩下一股三分之一站一旁看热闹。由于时常性地受两股难以调和的口沫光顾,这三分之一的人有了特征,很容易认出来,他们脸上都长着红色的小诊子。他们对依屁股来扭转的命运,是很敏感的。屁股的命运该变就变,那一瞬间成了人民的公敌,倒也并非难于理解。首先,单位有无数尊贵的屁股,从来没有被老板光顾,一个毫不起眼的屁股的如此遭遇,对大部分骄傲的屁股来说,显然是一种轻辱。而我居然还敢尖叫,这就有自我抬高之嫌,我既不姓刘也不姓李,也不姓刘李,根本没有尖叫的权力。一来造成屁股们的不满,也合情合理。于是我理所当然成了一个精神失控的家伙。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自己决定,要看别人怎么说。妈的,这是些什么道理。
  我主动对别人说我有病。他们习以为常,不再挑剔我行为的失误;还好我没有说自己是明星,否则一定会在几秒内被混和着和种味道的口水淹死,虽然我很会游泳。
  
住进这个大宅子前,我住在城市的另一个几十层的楼房里面,它有几千米高,房间森严,密不透风,平时令我恐惧环绕。假如你住在一座房子里,却看不见外面的天,这些房子有几十层,可以有几百层,你便摆不掉一股根深蒂固的孤独感,随时会陷入不知所措。这些房子四面紧闭,如果你不走出去,你就永远不知道外面的天空是蓝的,而不是红的。你也不会知道,那些木槿花可以自由地长在废墟上,开得又大又懒,而不是种在花坛里。木槿产生了絮乱。絮乱先是从神经开始,尔后逐渐包围整个大脑。
  
我有一个朋友叫仇小小,我们一起喝过咖啡和早茶。那时这个城市早已把黄皮书包淘汰了,死鸟成了装饰品。光头,短碎发和吊儿郎当的挎包也流行起来。
  仇小小有一项平稳的职业,24小时可以免费使用的高档办公电脑,在我看来完全是奢侈,在她看来却不足为奇。我觉得她显然是个正常人,起码比我正常许多——至少她能严肃且自由地活进一个光头和吊儿郎当的纪年中,而我却喃喃地不能适应,思想只得停留在黄皮书包的时代。这些念头不知怎的从脑海里冒出来,使我惭不自襟。
  她经常给我讲述一些痴妄状态的想法。比如这个城市原先是一片森林,森林上开花,花又大又多,懒洋洋的;男男女女不穿衣服,光着屁股就在上面做爱,也懒洋洋的。这里我指出她说了一句废话,没有人会穿着裤子做爱。但仇小小并不理会,继续勾勒她的妄想,就像她不理会我对她职业条件的由衷羡慕一样。有时,她想象一个干燥夜晚,天上的星星都像童话。她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四周是滕蔓。使她觉得自己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说这话时,摆了一副极其优美的痛苦模样,在她迷失于自己浑身史诗般的唯美气质里时,我一口气吃了五个桃子,两块蛋糕,一根火腿肠,桃子没削皮。她到底在想什么,我还是没搞清。照她的说法,这种气质只有想象才具备,所以一般人无法理解,我是个写小说的,我能理解。因为她肯定我自己也有过类似创意。接着遇上英俊正直的小流氓。后来改称是一群,她与每个人发生了传奇般的爱情,或者是奸情(我这样想),因为她信誓旦旦地要独自承担并圆满完成与这些流氓光着屁股纠葛不清的伟大任务。
  我的理解是,这类象想来自于现实的富余,是一种消极的阿Q活动,用于变相美化生活。这类东西一点没有也不成,那是智障,稍少一些叫做想象力丰富,稍多一些又是变态。不多不少就犯上幼稚病。幼稚病显然是她的最大智障。但是这些想象又令我感到惭不自襟。好象她比我更具有一个小说家的天赋。虽然每次我鼓动我的朋友仇小小去写小说。她就会翻翻眼皮很生气地冲我嚷嚷:你有病啊。仿佛我是在叫她去卖淫,对我朋友那样纯洁的脑细胞来说,这种提法肯定侵犯了她史诗般神圣的的尊严,无疑还摧毁了她意识中的象征主义。幸而她只是在气质的关注上过于苛刻,还没混蛋到对象征主义感兴趣。
  也许她是对的。这个假设就是说:也许我是有病,然后犯上那些事情。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比我有想象力,可他们从没想过要痛哭流啼地写点什么。我辞了职后就更加不正常了。带着一包烟,一台破旧的笔记本电脑终日流浪在这个城市中,躲在拆迁物和低矮的胡同的阴影中。挈而不舍地划拉破旧字句,过着千沧百孔,却欺骗自己是伟大的生活。有时对着苍蝇和蚂蚁发呆,想到高兴处就泪花满面,痛哭流啼,实际上,这种日子一如既往,和辞职前并无多大区别。
  仇小小爱上了我后来住进去的大房子,我告诉她那不是我的。她固执地认为它就是我的。然后她穿得光彩照人,美丽性感地出入,把自己乔装成房子中的一员。在室内,我一边吃不削皮的桃子,一边听她打妄语。其实那所房子除了厕所公共,蟑螂和老鼠比别处多一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假如你半夜呆在门外,就可以看见这座房子里的男男女女,包括附近制造厂的工人,电影学院的青年学生,办公楼的白领,自由画家,外来打工者……都汲拉着拖鞋,在昏暗的走廊与厕所间大模大样地穿梭,边走边提裤带。夏天各种大花内裤,冬天一应的棉毛裤,走路的姿态也一样懒洋洋的。走廊一片晕沉,如果不是人影子忽悠来去,就冷清得像一条窄小的胡同。
  我在午夜的无聊中流浪回家,看见仇小小穿着裤叉,露着大腿,倒躺在屋里唯一一张家具——前任房主留下的一具破沙发上,悠闲地翻我未完成的手稿构思,带着一副变了味道的落魄表情。
  小A,我爱你,你过得真他妈来劲。仇小小看见我,就像迎接凯旋的战士一样夸张地张开双臂,冲我动情嚷叫,仿佛我给了她一个天堂。这么多年了,她还是他妈的不离口,就像刚上大学那会儿,她爱上了教授文法课的那个老头儿。每次谈到他,都要他妈个不停,就仿佛她也同时爱上了他的妈。我走到露台近的地上坐下,掏出烟,表情冷漠,一根接一根地抽。有时就一屁股做将下来,硬梆梆在笔记本上敲打,突然又泪花满面,痛哭流啼。别人批评我的小说充满了咸味,还有竭斯底里的哭腔,认为我一定长得像失足女青年。妈的,这是什么道理。其实小A在现实中洁身自爱,一言不发,就像房子后吊着的那几朵沉着的苦瓜。
  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和尼古丁,以及墙灰的味道,这种气氛着实古怪,活像一幕蒙太奇的电影外景。小A……,仇小小忍不住要说什么,声音兴高采烈。别答茬。我有气没力地喝断她,继续认真地投入悲恸。
  
搬进这个大房子以前,我和一大堆人住在一所高级公寓里。他们生活得非常正常,一天要帚三次地,放五张VCD,晚上七点准时在厨房喷杀虫药剂,用小刀给水果削皮。只有我一个人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这也仅仅是因为我要写小说,这可不是正常人干的事情,而正常人做清洁的声音让我不得清静。
  有一次我写到愉快处,灵窍大开,立马就要放歌悲恸,突然从耳边传来一个声音,指责我把桌上弄得到处是烟灰。那一刻我整整我愣了三十秒,时间虽不长,却比我酝酿的感情来得深刻得多。后来我走开去拿抹布,回来时看见别人围着我的屏幕前指手画脚,津津乐道,脑袋一片空白,却无计可施,只得闷闷地把煞费苦心积累的哀恸,以及一腔泪水收在了肚子里,别人见小A转身跑去厕所,其实我没办法泪流满面,只好借小便出出气。妈的,这又是什么道理,但我有很好的说法——为现实所迫。
偶时我也羡慕那种生活,包括羡慕别人有帚地的空闲。我自己的生活在小说中才看得到,一旦落实于实际,别人多半不会认同。向来只有小说中的生活才能任人感动,生活中的小说都是虚构,仿佛就是这样。
  开始,我平均一个月回高级公寓的时间是七八天。大多数时候在和单位的狭小办公间亲热。因为那儿有一台快要散架的386电脑。平时是工作用,下了班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它就成了我的私人财产。我在公司通宵折腾,没谁在我身边做清洁和放VCD,真是清静。早上大家来上班,总要带防毒面具,因为办公室里面青烟弥漫。最初领导认为我勤于工作,所以别人也不敢说什么。屁股事件后,我成了单位最具危险因素的人物,似乎小A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别人却不知道启动按钮在哪儿,结果随时有可能引爆,危及无辜。领导考虑到,我是一个精神病患,我的存在对公共财产,对同志们的生命,都形成了威胁,再让我通宵呆在公司,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另一点,据一些思想觉悟好的同志举报,小A整晚呆在单位,占着一台电脑,并不是钻研业务,而是干私活,不认真踏实投身于工作岗位,整天胡思乱想,不务正业,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说,不利用精神文明建设。此外,小A常呆的3号资料库抽烟,有火灾隐患,最重要的是在办公室尖叫,制造嗓音,对小A这种害群之马,应该先处分,大记过,再下岗查看。这条举报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是,组织理智地把这台386电脑分配给了组长小舅子的三媳妇——秘书科新调来的小王同志,作为工作外资源用,386电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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