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是个生态循环圈。所以我们是否能把一个城市变成这样？对我来说那就是智慧城市。这和技术无关。而是要在复杂之中找到一种全新的和谐。从某种程度上，我现在所做的设计都是明日之城的一种原型。但我们在今日实践，从中学习、犯错、修正、提高、继续。这个制造的过程反过来又塑造着我，这是一种互动。
早报记者：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想法太过浪漫，如今我们身处全球化的世界，其中包括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没有废弃物的智慧城市是否真的可能？
丹：当然。大自然就在这么做，为什么人类不行？这和浪漫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和智慧有关，和建设能够存活超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城市有关。我们在消耗能源，我们在砍伐森林，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发生。这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很多大公司都开始投入研发绿色技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很浪漫，而是他们意识到转变才能让城市变得可持续。
早报记者：你的项目通常和新兴技术密切相关。人们常说，技术是把双刃剑，那么你如何处理和技术的关系？如何看待技术的黑暗面？
丹：技术是绝好的工具。而且技术一直在我们左右。笔是手指的一种延伸，麦克风是声音的一种延伸，相机是眼睛的一种延伸。技术当然有其黑暗面，想想乔治·奥威尔描述过的场景：技术完全控制了人类，人类变成了机器人。所以重点在于寻求一种平衡。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去探索技术的可能性，而是一味地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是公司的事情，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的事情，那么技术被一方垄断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看，认为技术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的日常语言，我们可以和技术互动，通过技术可以生产新的事物，那么技术就会更加平民化。技术的危险性就会降低。但当然，技术是双刃剑，我们正处于这场角逐之中。所以我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就是去展示技术好的那一面，比如通过技术支持我们能够有洁净的空气。所以我觉得这是心态的问题，这取决于你拿技术做些什么。
新兴事物的推进
免不了困难
早报记者：你的工作室网站上专门有中文版本，你在上海也有一个临时工作室。为什么你对中国特别感兴趣？
丹：我对中国感兴趣很多年了。我觉得中国有着强烈的对于未来的渴望。中国的思考方式和行事方式和我长大的环境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促使我去重新思考我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在雾霾塔计划上，我的灵感来自于北京的雾霾。中国的公共空间特别有意思。它们是每个人都会使用到、但大家却都漠不关心的空间。所以我希望把这些空间变成大家都能在其中产生联结的空间。我们应该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新技术让居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一方面这关乎大的理想，另一方面则是实际的操作。这就是我过去七八年来的“行动指南”。
早报记者：在中国遇到过哪些困难？
丹：既然是创新，就一定是和新兴事物相关的。而新兴事物的推进免不了困难。你需要考量财政预算、当地的法律法规、新的技术以及审美需求。这些都要保持平衡。所以寻求平衡是设计的本质所在。我很高兴第一个雾霾塔在北京落地，我在这里和政府合作，也和他们有很多有效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后，北京不再需要雾霾塔，人人都可以呼吸到洁净的空气，这是我的最终目标。因此接下来，我们会带着雾霾塔走一走中国其他几个城市，希望可以通过雾霾塔提醒公众，让政府、当地NGO和市民之间建立联结，希望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让他们意识到洁净空气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