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专访雾霾塔设计师丹·罗斯加德 谈雾霾治理与智慧城市
位于北京798艺术园区的雾霾塔。
设计师丹·罗斯加德
今年9月27日，一座由荷兰设计师丹·罗斯加德设计的雾霾净化塔抵达北京，位置就在798艺术园区东北侧的751动力广场附近。雾霾净化塔高达7米，外形很像放大版的家用空气净化器。
11月18日，设计了雾霾塔的荷兰设计师丹·罗斯加德回到北京。这天迎接他的是北京的重度雾霾。大街上很多人戴着3M口罩，丹·罗斯加德对3M口罩也有一定的了解，他看到早报记者的口罩后，马上说：“我知道这款口罩，但是它无法过滤PM2.5对吧？”
雾霾塔在北京798艺术园区展出后，引起了众人围观和诸多讨论。丹·罗斯加德觉得，关于雾霾的讨论是好事，因为他无法想象在五年前，空气质量问题能够在中国引发如此大的讨论。
对于雾霾问题的解决，丹·罗斯加德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他们愿意和他——一个来自外国的想法新奇的设计师——合作，也充分证明了他们想要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态度。这次他来北京，要和环保部讨论关于雾霾塔的相关事宜，要敲定雾霾塔接下来的城市巡展计划，同时也在和摩拜讨论合作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他仍旧面对很多质疑，每天要回答很多遍“这么小的雾霾塔到底有没有用”这样的问题。丹·罗斯加德说：“我现在对于观点感到疲惫，我认为方案比较重要。如果你觉得我做得不好，那就拿出你的方案。行动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在11月18日接受东方早报专访时，丹·罗斯加德（下文简称“丹”）对几种比较常见的态度一一做出了回应。
态度1：我们对这个雾霾塔的实际效果很感兴趣。但这个塔看上去太小了，似乎起不到什么实际效果？
丹：这个塔是在一个公园的层次上起作用的，因此它是一个公园的在地性解决方案。它一小时能清洁30000立方米空气。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机器但却有很大的功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在城市这个层次上能做些什么。我们想制造更多的雾霾塔，想研发免除雾霾的自行车，投入更多的绿色技术。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小范围区域内雾霾塔是十分有效的。在我看来，雾霾塔是重要的第一步。
态度2：这项技术以及整个雾霾塔的建造成本是多少？如果造价不菲，为何我们要投入这么多经费在雾霾塔上而不是把这些钱投入到更有效的治理雾霾的手段上？
丹：我们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研发雾霾塔的技术。我们有一个设计师和工程师的小团队。现在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同时在北京我们也有很好的领航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绝对可以让雾霾塔的成本更低，建造难度更低。我觉得这个投入是值得的，因为洁净的空气是宝贵的。有了洁净的空气，人们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露天场合玩耍，才能让自己多活几年。因此在这件事上人们需要转变观念，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标准。不要总想着买车买房，或者是买一块价格不菲的手表。洁净的空气才应该是全新的默认配置。
（记者：所以核心技术还是来自荷兰？）
丹：对，目前来看，雾霾塔是荷兰设计的，也是荷兰的技术。但是我们想要生产更大的，像一栋楼一样的雾霾塔，然后探索它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和清华大学的团队合作。他们非常聪明。同时我也希望中国的公司能给我灵感，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山寨，不是照搬复制，而是在复制的基础上做更好的改进。这就是我们现在和中国进行的交流合作。我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但我很期待最后的成果。
态度3：从设计到运输到组装，这个过程中的损耗会不会加重污染？
丹：当然，只要你创造一些东西，你就得在同时毁坏另一些东西。就像画画是在毁掉一张白纸一样。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去“绿色化、环保化”。我们用了海运而非空运。我们对这个过程中带来的污染是有清醒认识的。但你是对的，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可如果不这样做，其他可能的选项是什么？不作为？坐在家里看电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大家要成为一个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成为意见制定者、成为行动发起者、成为造梦者。只要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保证你所生产的东西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就好，而这种影响是基于个人的判断和选择。所以，是的，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用了石油和燃料，这确实让人恼火。如果有人有什么好的建议，可替代的方案，请务必告诉我们。
对我来说，我现在厌倦、甚至是不愿意再相信观点了，我相信提案。如果你反对，那就拿出你的方案，告诉大家怎么做。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才是能让城市好起来的心态。
■ 对话
革新者的职责是联系
宏大理想和具体实践
早报记者：人们用很多不同的标签来描述你：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或者是实验艺术家。你觉得哪个是你比较认同的？
丹：我更希望人们叫我丹。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万物关联的世界中：艺术、科学、诗意的实践。这些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我的工作就是提出关于未来将会是如何的方案。几周前，有人介绍我是一个有着商业计划的嬉皮士，我喜欢这个描述。因为它既体现了那种新奇的点子和关于未来的理念，同时又有将其达成的强烈意愿。我是个行动者，我提出创意、计划，这是我的职责。
早报记者：你的工作室网站上介绍你是一个艺术家和革新者。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思想者和践行的行动者，哪个更接近革新者的定义？
丹：我觉得是两者的结合。一方面要有宏大的想法，比如说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洁净的空气这样的想法。另一方面，践行、落到实处，展示一种可能性也非常重要。所以革新者的职责是把宏大理想和当下现实联系起来，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点。我的项目一直都致力于这个目标。雾霾塔计划其实也是这个目标之下的一个产物。
智慧城市应该可持续
应该面向未来
早报记者：你的作品通常都是探索理想未来的可能性、地貌，以及技术、空间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你眼中，理想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
丹：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对居民有益的、能够激活居民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关乎洁净的空气、水源以及能源，是一个能让每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地方，能让居民和他人建立一种实际的、同时也是诗意的联结。它同时应该是一个不存在垃圾的城市。十分有趣的是在自然世界上，废物并不存在。一种生物产生的废物可能是另一种生物的食物。
自然界是个生态循环圈。所以我们是否能把一个城市变成这样？对我来说那就是智慧城市。这和技术无关。而是要在复杂之中找到一种全新的和谐。从某种程度上，我现在所做的设计都是明日之城的一种原型。但我们在今日实践，从中学习、犯错、修正、提高、继续。这个制造的过程反过来又塑造着我，这是一种互动。
早报记者：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想法太过浪漫，如今我们身处全球化的世界，其中包括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没有废弃物的智慧城市是否真的可能？
丹：当然。大自然就在这么做，为什么人类不行？这和浪漫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和智慧有关，和建设能够存活超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城市有关。我们在消耗能源，我们在砍伐森林，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发生。这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很多大公司都开始投入研发绿色技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很浪漫，而是他们意识到转变才能让城市变得可持续。
早报记者：你的项目通常和新兴技术密切相关。人们常说，技术是把双刃剑，那么你如何处理和技术的关系？如何看待技术的黑暗面？
丹：技术是绝好的工具。而且技术一直在我们左右。笔是手指的一种延伸，麦克风是声音的一种延伸，相机是眼睛的一种延伸。技术当然有其黑暗面，想想乔治·奥威尔描述过的场景：技术完全控制了人类，人类变成了机器人。所以重点在于寻求一种平衡。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去探索技术的可能性，而是一味地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是公司的事情，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的事情，那么技术被一方垄断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看，认为技术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的日常语言，我们可以和技术互动，通过技术可以生产新的事物，那么技术就会更加平民化。技术的危险性就会降低。但当然，技术是双刃剑，我们正处于这场角逐之中。所以我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就是去展示技术好的那一面，比如通过技术支持我们能够有洁净的空气。所以我觉得这是心态的问题，这取决于你拿技术做些什么。
新兴事物的推进
免不了困难
早报记者：你的工作室网站上专门有中文版本，你在上海也有一个临时工作室。为什么你对中国特别感兴趣？
丹：我对中国感兴趣很多年了。我觉得中国有着强烈的对于未来的渴望。中国的思考方式和行事方式和我长大的环境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促使我去重新思考我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在雾霾塔计划上，我的灵感来自于北京的雾霾。中国的公共空间特别有意思。它们是每个人都会使用到、但大家却都漠不关心的空间。所以我希望把这些空间变成大家都能在其中产生联结的空间。我们应该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新技术让居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一方面这关乎大的理想，另一方面则是实际的操作。这就是我过去七八年来的“行动指南”。
早报记者：在中国遇到过哪些困难？
丹：既然是创新，就一定是和新兴事物相关的。而新兴事物的推进免不了困难。你需要考量财政预算、当地的法律法规、新的技术以及审美需求。这些都要保持平衡。所以寻求平衡是设计的本质所在。我很高兴第一个雾霾塔在北京落地，我在这里和政府合作，也和他们有很多有效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后，北京不再需要雾霾塔，人人都可以呼吸到洁净的空气，这是我的最终目标。因此接下来，我们会带着雾霾塔走一走中国其他几个城市，希望可以通过雾霾塔提醒公众，让政府、当地NGO和市民之间建立联结，希望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让他们意识到洁净空气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