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国语·吴语》中，伍子胥死前还有一段戏剧化的情节：“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鴺，而投之于江。”这里伍子胥提出的要求是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珠抠出来，挂到吴（今苏州）的东门上，以便亲眼看到吴国的毁灭。这个重口味的要求惹得吴王勃然大怒。“鸱［chī］夷”指皮袋子，多用来装酒。这里是说把他的尸体装在袋子里顺流漂走。这段故事未必真实。而伍子胥（被）投江的传说就来源于这里。
现存最早的认为伍子胥与端午有关的文献，就是我们刚才引用的《荆楚岁时记》的注了。该书在讲了屈原的故事后，又说：“《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这里的“伍君”就是伍子胥，为“迎伍君”而“逆涛而上”却不幸“为水所淹”的则是曹娥的父亲曹盱。然而，这条文献本身的问题很大。因为《曹娥碑》是一份著名的书法杰作，其摹本至今尚存，其中并没有“五日”这两个字。这种一笔一划都会讲究保持原状的书法摹本，其文献学意义上的可信度是很高的。
此外，我们从理论上思考一下的话，碑文上说曹盱“逆涛而上”，这应该是在弄潮，而弄潮一般都选择在有壮观的大潮的农历每月月初、月中或月底，很少有人选择初五这样没有大潮的时间来进行弄潮表演的。《荆楚岁时记》的注之所以说这件事发生在五月五日，应该是承袭了《后汉书》上的说法，而《后汉书》这里的“五日”二字很可能只是作者或某位传抄者的笔误。如果我们追溯其文献来源以细细考究，这条材料基本上反而可以作为古人的伍子胥纪念日不在端午节的一条证据。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早期文献中介绍的纪念伍子胥的风俗主要是弄潮，与吃粽子、焚艾草、和雄黄酒等等我们熟悉的大部分端午风俗根本不搭界。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相比纪念屈原说还要缺乏解释力。
此外流言中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吴都在今天的苏州，苏州旁边的江是长江，不是钱塘江。如果伍子胥的尸体真的被抛弃到了江中，那条江也应该是长江。钱塘江确实有过纪念伍子胥的风俗，但那只是因为钱塘江也属于吴地而已。而流言中所谓的到伍子胥被投钱塘江，则反映了流言编造者历史、地理常识的匮乏。
纪念曹娥说
刚才我们谈到了书法名作《孝女曹娥碑》。这段碑文最早记录了汉代“孝女”曹娥的故事。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
曹娥的这个投江行为，不管是解释为殉父，还是解释为贸然打捞尸体，都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这里我们姑且不看这种愚孝思想，单看故事本身。前面分析过，弄潮的时间一般都是月初或月底。既然曹盱是五月出的事，即使我们按照五月初一来计算，“旬有七日”是指十七天，那么曹娥投江的时间最早也是五月十七日，尸体浮出水面的时间则更是不早于五月二十二日，很明显没办法与端午节所在的五月五日产生关系。这样简单地做一推敲，这一说法便不攻自破了。
以上三种起源说均存在明显的漏洞，古代学者就已经普遍认识到其不可信了，而现代学术界对于它们的认识则更为统一，除了这位我个人没有查到其任职单位和主要学术经历的“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以外，我个人好像从没有听说过有哪位现当代的文史哲领域的专家仍在支持这些观点的。关于端午节的起源，除了这些显而易见有错误的观点以外，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非主流观点，比如闻一多提出的端午起源于吴越图腾文化的观点。然而，到了今天，即使是这些观点，也都已经被废弃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