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在刘明富看来，就是盖茅草屋难度大小的差别。亭子坡度陡，要用“九分水，一尺矮九寸”；茅草屋坡度平，要用“五分水，一尺矮五寸”。
少陵碑亭是六角檐，有的亭子是圆形檐，“这些我都要画图纸”。说罢，他随手掰折一截篾条作尺，几笔就在记者的本子上画了个亭子模样的简笔画，却看不出来檐的形状。“我还可以给檐编花，他们(杜甫草堂工作人员)没有要求，我就算啦。其实编花也不多收钱的啦。”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些诗句，他并不知道。“杜甫就是个名人嘛，”刘明富比划着，听说当年他住在这里，茅草屋顶被风吹跑了。“那是没有绑牢靠，要是我给他盖，就不得遭风吹起跑！”“茅草屋其实很‘经试’(牢固)的，最长管得到三十年。”
盖了一辈子茅草屋
“还好还好，累了可以休息，赚的钱够用”
在成都，能盖茅草房的匠人已经寥寥无几。走上这条路，是一次偶然的相遇。
17岁那年夏天，大雨淋坏了自家屋顶，刘明富爬上屋顶，从地里找来玉米秆修补。同村的老泥瓦匠恰好经过，看到这少年身手灵活，又不恐高，就问他“愿不愿意来帮我打下手？”刘明富眼睛一转，想到还可以挣钱，一阵讨价还价，最终工钱四六开成交。自那以后，师父走哪他走哪，师父拿大头，他赚小头，很快，刘明富的手艺就超过了师父，“大家就喊我不喊他了，关系就没那么好了。”
就这样，他出师了。“我师父叫苏永才，现在要是活着就90岁了。我还是有点对不起他。”刘明富说，自己曾给师父女儿介绍了对象，没想到还成了，后来那女婿“有点晃……哎……”说罢，他用手揩了揩鼻涕，又继续拔手套里、裤腿里、鞋上的茅草刺。
慢慢地，刘明富在镇上也小有名气。手艺扎实、不爱多嘴、价钱公道是他的制胜法宝。乡里乡亲口口相传，在他最辉煌的三四十岁，每年基本上一干就是七八个月，除了下雨天和夏暑几日，他从不停歇。
在他的徒弟杨昌贵眼里，师父就是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人。杨昌贵从20岁开始学，现在47岁，是刘明富这辈子7个徒弟中最年轻的一个。他记得，年轻时还没出郫县，师父早上5点钟起床，先到自家田地头干几锄头，再背镰刀锯子出工，从早到晚都不休息，直到晚上八点天黑尽了，师父才收工回家，“回家前还要去田里转转”。
杨昌贵说着，偷偷地从兜里掏了烟盒出来，递了根给师父，刘明富几次左顾右盼，点了，猛咂几口。关于吃苦，刘明富并不愿意向记者多提几句，在徒弟心中，盖茅草屋又脏又累又赚不到钱，但在刘明富这里，就是“还好还好”，累了可以休息，赚的钱也够用。
刘明富记得，上世纪60年代，他的工钱是干一天一元钱，逐渐地涨到一天一元二角，工程大点的人家，一次可以赚十多二十块。
最复杂、豪华的一个茅草屋是在一座廊桥上，“主人要求的花样儿多，龙门样式也不一样”，这一次难住了刘明富，他去看女人织毛衣、编辫子，再加上自己从师父那学的一些手艺，最后硬是做出来了。
没人住茅草房子了
手艺后继无人？“我儿子还会”
就这样，从十七岁那年开始，他盖茅草屋盖了一辈子，刘明富结婚后生了一儿两女。他用盖茅草屋和种地的钱，供三个子女读完了中学。
刘明富走出了郫县，走进了成都。没有名片，没有头衔，没有固定工作室，他只有一个背包和一部老年手机，有时它响了还听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