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是出自唐朝诗人杜甫《春夜喜雨》中的名句，对于自小生长在北方的笔者而言，幼年读时，曾一度在脑中想象着那种白露沾花、满城似锦的景象，心想，一个城能被“锦”字形容，该是多么的色彩斑斓和温软富庶呀。于是，早早地，因着对诗句的恋慕，也恋慕上了这座织“锦”的城——成都，只是当时并不知晓也未深究这“锦官城”的来由。长大了慢慢知道这座历经了3000年悠悠岁月的古都，曾将最美的风韵都凝结在了这个“锦”字里。
蜀锦之于成都，历史上曾作为蜀政权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解救着危难时刻的不时之需。三国时候蜀国最为弱小，却能在长时间的对抗魏国和吴国，与蜀锦也不无关系，诸葛亮辅佐刘备，把蜀锦作为国家重要物资而加以发展，并颁布法令：“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唐宋时期，南诏（今云南地区）几次攻成都，不抢金银珠宝，而抢走织锦艺人和各种特殊技艺匠人余万人，足见当时蜀锦之于社会的影响力。
蜀锦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还不是很确定，据说，早在尧舜期间，四川西部岷江上游就有从事驯养蚕茧抽丝为主要职业的氏族，古史《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可见，彼时，巴蜀就已经有丝织品了。
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蜀锦存在的记录，“蜀自秦昭王时始通中国，而三代已有锦多见于礼多矣。”魏晋时期，蜀锦得以迅速发展，民国朱启钤在其著作《丝绸笔记》中曾记载“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 说明襄邑织锦至此已名存实亡，形成了蜀锦独步天下的垄断局面。
时至汉代，朝廷鼓励农桑，蜀锦继续发展，巴蜀已“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汉武帝在蜀地设管织锦之官，监督和管理织锦工人生产，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又称“锦城”，濯锦之江曰“锦江”。当时蜀锦花色繁多，图案丰富，丝织业繁盛。相传，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益州，在刘璋仓库内发现大量丝织品，于是赏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蜀锦各1000匹。
唐朝建国后，扩大了与西方的交流，不断学习和吸收优良技艺，所生产的蜀锦也更加细腻。据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川进贡用五色丝织的背心，一件“费用百金”被作为特殊工艺品珍藏于皇宫。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出嫁，蜀地进贡的“单丝碧罗笼裙”，系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织成花鸟，鸟雀很小，但能织出眼、鼻、嘴、甲，“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飘似云烟，灿若朝霞”，更是天下绝品。这些精美的蜀锦，通过贸易及其它途径广泛流传海内外。
宋代的帝王贵胄、富人大贯，享乐之风盛行，刺绣的需求量大增，刺绣技艺也随之提高。由此也促进了蜀锦的进一步成熟。宋朝宋神宗统治期间，还在成都开办“成都府锦院”，蜀锦达到了规模化生产。《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四中述：“织纹锦绣，穷工极巧”。《皇朝通鉴》卷十三载述：“蜀工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
元人费著撰有专门的《蜀锦谱》，对蜀锦花色花样等作了详细的记录。而在明末清初蜀地经历了长达37年的战乱，巴蜀大地荒烟蔓草，物是人非，蜀锦纺织业也几乎被摧残殚尽。直到康熙年间，外逃或被俘的锦工才回到成都，重操旧业，锦城又响起了“札扎弄机杼”的声音。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蜀锦纺织业不断恢复和发展，光绪年间，“成都有机房两千处，织机万余架”，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织品生产、销售集散地。由于明清时期的蜀锦常被作为朝廷的国礼赠送国外嘉宾，此期间也产生了被称为“晚清三绝”的月华锦、雨丝锦和方方锦。
到了近代，由于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爆发，蜀地纺织业不断萧条，90%的生产商停产，蜀锦濒临毁灭的边缘。直到建国后，才有了一定的恢复。国家鼓励丝织户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并将成都的丝织社改社建厂转为地方国营，起到了一定的成效。而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投资与自筹资金相结合，进行技术改造，从内销逐步发展到外销，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90年代至今，科技不断进步，传统蜀锦织造的生产作用已渐渐被文化保护所代替。在2006年5月20日，该织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与南京的云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一起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锦，预示着蜀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纪元。
即便光阴荏苒、时过境迁，笔者幼年时对锦官城的温柔记忆仍然未能抹去，至于蜀锦，想必也早已镌刻在那座城的各个角落，成为了锦官城肌理中的记忆，也是每一个成都人的天生印记。如有幸，笔者定要去这座城专门听听、寻寻这段有故事的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