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为打消慈禧恐拒绝洋人而导致“别生枝节”的担心，张之洞特意指出“彼虽岛夷，亦有政体公论，彼虽强悍，亦有形势牵掣，兵饷不便之处，断不能因无理细故辄启衅端。领事无理生事亦断非其国外部之意，彼看无可如何，自然消沮歇手”。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