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何以高贵》，梁晓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尼采·鲁迅
排除别人不提，鲁迅确乎是将尼采视为果敢无畏地向旧文化冲锋陷阵的战士(或用鲁迅习惯的说法，称为“斗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对比鲁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话语，给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我根本上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我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以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炸药。”总而言之，尼采认为自己的“攻击”，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一种“超人”式的“攻击”。因而是他的“敌人”的自豪。
鲁迅：“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佩着盒子炮。他毫不乞灵于牛皮和铁的甲冑;他只有自己，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这样的战士将谁们视为“敌人”呢?“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即使“敌人”们发誓其实自己有益无害或并无大害也不行。“他微笑着，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纵使“敌人”们友好点头也不行。因为那战士“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于是战士一次次举起投枪。战士是一定要挑战那虚假的“太平”的。“但他举起了投枪!”那样的战士，他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一生都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战士”，然而于他似乎终不可得。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战士”是要求太过苛刻的战士，因为几乎等于要求他视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粪土。因而鲁迅只有孤独而悲怆地，自己始终充当着这样的战士。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并确信：“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都由于鲁迅对他所处的时代深恶痛绝。而那一个时代，也确乎地腐朽到了如是田地。然而尼采真的是鲁迅所期望诞生的那一种战士么?今天倘我们细细研读尼采，便会发现，写过一篇杂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错了人”的鲁迅，自己也难免有看错了人的时候。鲁迅认为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文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继续，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真相，只不过是“吃人”二字。鲁迅要从精神上唤醒的是自己的同胞。尼采要从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类。尼采认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类除少数智者，其余一概虚伪而又卑鄙，根本无可救药地活着。
因而慈悲者、说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学者、诗人，乃至贱氓(即穷愁而麻木的芸芸众生)，一概都是不获他的“改良”，便该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干净的东西。纵然少数他认为还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应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学)的洗礼。
他惟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参与战争的士兵。他鼓励一切士兵都要成为他理想之中的战士：“你们当得这样，你们的眼睛永远追求一个仇敌——你们的仇敌。你们中有许多人且要一见面就起憎恨。”“你们要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要挑动你们的战争。”“你们当爱和平，以和平为对于新的战争的手段——并爱短期的和平甚于爱长期的和平。”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发动更大的战争你们需有短暂的和平时期储备你们再战的锐气。“战争和勇敢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你们问：‘什么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们必须骄傲你们能有仇敌。”“所以你们这样过着你们的服从和战斗的生活吧!长生算什么呢?战士谁愿受人怜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祝寿时，以尼采文集之精装本作为礼物相赠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向士兵分发尼采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小册子，命他们的士兵满怀着“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的冷酷意志去征服别的国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当德国士兵那么灭绝人性地屠杀别国人尤其是犹太人时，可以像进行日常工作一样不受良知的谴责。因为“查拉图斯特拉”说：“仇恨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永远不要停止工作。”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不能归于尼采。但，一种自称旨在“改良”人类的思想，或一种所谓哲学，竟被世界上最反动最恐怖的行为所利用，其本身的价值显然便是大打折扣了。鲁迅却又终究是与尼采不同的。鲁迅并不自视为中国人，更不自视为全人类的思想的上帝。
鲁迅固然无怨无悔地做着与中国旧文化孤身奋战的战士，但他也不过就视自己是那样的一个战士而已。并且，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却连那样的战士也不是的，只不过是这俗世间的一分子。鲁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这样形容自己：“我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亩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虽深知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是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
鲁迅这一种自知之明，与尼采的病态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鲁迅有很自谦的一面。尼采则完全没有。非但没有，尼采甚而认为自谦是被异化了的道德，奴性的德道。
他那一种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体现。鲁迅是时常自省的。尼采则认为自省之于人也是虚伪丑陋的。仿佛，因为他拒绝自省，所以他才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神完人。并且一再地声明自己的身体也是健康强壮的。所以他，只有他，才有资格这样写书：《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我的书是——“一部给一切人看而无人能看懂的书”……
鲁迅是悲悯大众的。尼采不但蔑视大众，并简直可以说仇视大众。他叫他们为“贱氓”。他说：“生命是一派快乐之源泉;但贱氓所饮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他说：“许多人逃避开某地即是要逃避了贱氓;他憎恨和他们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实。”
他说：“许多人走到了沙漠而宁愿与猛兽一同感到干渴，只是因为不愿同污脏的赶骆驼的人坐在水槽的旁边。”他甚至无法容忍“贱氓”也有精神。“当我看出了贱氓也有精神，我即常常倦怠了精神。”“我的弟兄们，我觅到它了!这里在最高迈的高处，快乐之泉为我而迸涌!这里生命之杯没有一个贱氓和我共饮!”“真的，我们这里没有预备不净者的住处!我们的快乐当是他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冰窖!”即使今天，读着这样的文字，如果谁是“贱氓”中的一员，或仅仅是体恤他们的人，都不禁会内心战栗的吧?我感到这仿佛是以日耳曼民族的血统为世界上最高贵的血统的纳粹军官在大喊大叫。
尼采若是中国人，尼采若活在鲁迅的时代;或反过来说，鲁迅若能像我们今人一样得以全面地“拜读”尼采，那么，我想——尼采将是鲁迅的一个死敌吧?怎么可能不是?!鲁迅对尼采的推崇——一个由于不全面的了解而“看错了人”的历史误会。一位深刻的中国思想者对一个思想花里胡哨虚张声势的“德国病人”的过分的抬举。
鲁迅是一次中国严重的时代危机的报警者。而尼采则不过是一种德国的精神危机暴发之后形成的新型病毒。
尼采·红卫兵
将尼采与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联系起来，表面看似乎太牵强附会。然而这一种联系起来的思考，对中国是有意义也是有必要的。
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亦即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中国文化界便无人再鼓吹尼采。
国家将亡，民族将沦为奴族，谁还来谈怎样成为“最高的高人”呢?当“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竖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华人集体的人格尊严和个性解放，又能张显到哪里去呢?
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几乎听不到尼采的名字了。“文革”中，无论是中学的，高中的，还是大学的红卫兵，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知尼采其人。但是，红卫兵的理念、意志、表述思想的语言以及口号，与尼采是多么的相似啊!首先在彻底否定一切这一点上，两者是空前一致的。尼采认为——他以前的世界已经彻底的朽烂了，而且“散发着难闻的恶臭”——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宁评说资产阶级“僵尸”的话，但列宁显然是不屑于“利用”尼采的吧?红卫兵认为——在自己们以前的中国，刚刚变成了“红色”的，却又由“红色”完全变成了“黑色”的。尼采要从文化上对他以前的世界进行彻底的清算。红卫兵也要对中国那样。尼采蔑视他以前的一概道德标准——文化遗产和价值判断的原则。红卫兵亦如此。尼采要由自己“改良”人类。红卫兵也同样“允诺”进行如此“伟大的事业”，虽然不曾有人拜托。尼采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最洁”者。红卫兵认为自己们是政治上的“最纯”者。尼采在精神上“惟我独尊”。红卫兵在阶级立场上也“惟我独革”。尼采极为骄傲于他血液里的一种元素——勇猛!“勇猛就是击杀!每一次击杀伴随着一次凯旋!”红卫兵也是勇猛的。每一次勇猛的行动都伴随着破坏和鲜血。“我总是想要将一只脚踏进他们(指贱氓)的嘴里!”尼采这么说，红卫兵几乎这么做。倘谁真的能将脚踏入别人们的嘴里的话。
“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同胞们，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我意象中的影像!呀!它卧在最坚固，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的铁锤猛烈地敲击他的囚牢，石块中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美丽的超人向我移来了，呀!同胞们……”尼采如是说。“红卫兵战友们，让我们高举起红色的铁锤，将旧世界砸它个落花流水!让我们砸出的火星汇成一片片新世界的曙光!让我们彻底砸烂旧世界，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卫兵在“文革”中每振臂作如此大呼。尼采强烈反对说教，但是他一再说教世人要不断地“超越自我”。他所授的方法是“自我刷洗”。红卫兵“超越自我”之方法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那么多，那么多。而最相似的一点是：尼采说：“现在，这个世界当由我们来支配的时候到了!”红卫兵们说：“我们来掌握中国命运的时候开始了!”尼采的话印在尼采的书中。红卫兵们的话，记载在当年的红卫兵小报中。尼采有精神“红卫兵”情结。红卫兵有“后尼采意志”。这一种相似证明了一种真相。即——在某些人类的本性中，潜伏着强烈的欲念，总是企图居于主宰、统治或用尼采的较温和的话来说是“支配”的欲念，它有时体现为反抗压迫的行动;有时驱使着的仅仅是取而代之的野心。
尼采以他著书立说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调动和彰显了他本性中的这一欲念。“文革”以它号召“造反有理”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调动和彰显了红卫兵们本性中的这一欲念。
用尼采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即《人性的，太人性的》——真相。尼采哲学的一种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