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在宋庆龄帮助下，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包括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萧三、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在商定名单时，冯雪峰提了毛泽东的名字，宋庆龄也表示同意，但当时一般报纸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这一报导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会委员。
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对革命人民来说，这也成了一次最有力的革命大检阅。这儿还得补写一笔，就是21日我到电影界去组织送殡群众时，要求参加的人比我们设想的要多得多。特别是程步高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上次请马莱爵士和古久列吃饭，忘记带个摄影机，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大场面拍下来。”张石川欣然同意，并慷慨地给了两盒胶片。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放映的那部短纪录片就是他和王士珍拍下来的。
鲁迅去世那一天，《光明》11月号已经截稿待发，洪深和沙汀商量后，决定立即组织稿件，增加了悼念特辑。我也写了一篇悼文《在大的悲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