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五点五十分，被骤亮的街灯惊起的乌鸦重新落定的时候，煮姨将她紧紧盯着门外的目光也收了回来。
三五分钟前进来的绿衣男人并非常客，她得观察门外有没有与她这般眼神类似的人。这是2016年的小年，煮姨管理这家店的第三个年份。她叹了口气说：“今天终于开张了。”随即又一次把目光撒向外面的街道。
我称她煮姨，是因为第一次采访时她一边用手摸着亚麻色的发髻一边缓慢地说，我就是个给她们煮饭的老妈子。后来见我每次来都提着水果牛奶，也就终于放下了戒心，心情好还会讲讲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
比如这刚刚跟男人走到隔间里的娄姐，其实单论五官算不上多好看。腹部这两个月已经轻微地隆起。但店里有个更相貌平凡的姑娘，称她为A姐吧，她已经瘦弱到肋骨可见，侧身在门口小太阳的照射下就是一个镶了金边的A。A姐因为吸毒已经到了一眼能看出来的程度，面色灰暗，身形憔悴，让她保持几分钟的不颤抖都是难事，人也实在不怎么聪明，眼线总是画得歪歪扭扭，已经不可能再接到客。连人力资源都称不上，只能算坐在门口挡风的人力。老板的意思是打发A姐过年回家算了，煮姨就趁这几天把她和娄姐的到店时间安排在一起，男人进来一对比，娄姐的生意就好做多了，省得他们直接跑到隔壁那家店里。店里的姑娘南来北往的都有，鬓毛未衰，乡音难改，无客的时候也很少交谈，各顾各看着电视或手机。但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交情总是建立在对共同不喜欢的人排异上。一来二往，A姐生意更加难做，从我采访后的第三天起就再没了踪迹。后来有姑娘再提起她，也会轻蔑地加上“那个神经病”的指代。
煮姨拥有着堪比职场女性的素养。我2016年寒假来做调查时，她一眼认出我是去年寒假来采访过的那个人。潘绥铭教授就曾开玩笑，能做得了“妈妈”的人做得了总理。这种职业素养让她们能从门外男人的眼神中分辨危险的暗哨。已经有四五十岁年纪的煮姨来自西南一省的农村，跟老板是发小。一个村里长大，怀揣着年少对父母难名的怨恨成长，念到初中便双双没了再继续的心思。煮姨说做这一行基本都有两点，一是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算是顶到头了。第二，“其实还是好吃懒做的多。”煮姨似笑非笑地回答。“又想挣大钱，又没文化，你说还能干什么呢？”煮姨将一个问题煮在味道发酸的空气里。
“我当年不也是，让我去餐厅当服务员吗？我看不起这点儿钱，而且我性格也不好，没法跟外面的人相处。老板让我来给他管这一摊，我每月其实也就几千，但还管吃管住，我肯定得来。”
“但除了贵州来的。这些娃娃我是真可怜她们。十五六岁就结伴出来。她们不贪，但就是穷，没办法。”
根据张健在其论文《<南方周末>2000-2012年性工作者媒介形象研究》中对见诸报端的性工作者输出省份统计，大陆至少有21%的女性性工作者来自于湖北、湖南、贵州三省。而贵州的主要性工作身份都是如此。至于酒吧里的陪客小姐已经是行业里光鲜亮丽的上层人士，没有巧言令色的本事和辛苦，这些店里的女孩子也很难迈上去。这篇报告，我想讲的就是这一群在行内也居于弱者的姑娘们的故事。窗外是早晨九点钟的太阳，煮姨也将门口的小太阳打开，橘色的光陆续在几家店门点亮，又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煮姨：今日妈咪制度的沉沦与政治博弈关系
作为妈咪，煮姨的收入近几年并不乐观。在以N大学为中心的方圆一公里范围内，我统计这样的店共有5家。煮姨这一家已经在最理想的位置。行外人认为她们的月收入至少有三四万，但据她讲，如今这里的妈咪都只能维持几千元的水准，小姐的月收入在生意极好时也只是勉强能到三万。
收入来源于两部分，底薪加提成。底薪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不多，提成是月底老板根据一个月生意的好坏额外送的奖金。在文学形象和社会形象里，古代妈咪的形象绕不开对妓女的残忍剥削、对嫖客的巧舌如簧和对执政者的攀龙附凤。
妈咪一般不亲自上阵从事卖淫活动，除非是极重要的客人有特殊的要求。如今，在我调查的北京市N大学周边，妈咪一行风头早已不再，工作内容是对小姐们的管理、调度、监视、心理疏导，以及文章开头提到的保护性交易不受到危险的盯梢。说白了，妈咪只是代替真正的管理者（老板）执行尺度极宽松的监管，不限制小姐人身自由，有些姑娘已经开始在外面兼营什么，妈咪也全然不管，甚至提供帮助。在一次采访中，煮姨低声说：“老板其实是不希望她们出去的，但是生意实在不行。”而那种能为客户推销小姐抬高价格，或者在客流低谷、小姐们民心涣散时能唤来熟客的翻云覆雨的理想型妈咪形象，并没有在这里出现。
造成这种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性产业在政府打压下的步步退守。在大陆，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挂牌上市的性交易场所，尤其是2010年“天上人间”扫黄以后的北京只能维持地下绝不能风头太盛，至多是在由谁来执行监管和监管到什么程度有零星的回旋余地。但一个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打击和控制卖淫应不应该从政策延伸到法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打击卖淫是否违宪？打击的目的是协调各种群体之间的利益，还是不计成本地维护某些人认定的“社会风化”？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对性产业的打压一方面是防止黑社会化的运营模式和集团成型，也确实维护着社会上层的利益。
根据潘绥铭教授在《存在与荒谬》中对全国若干红灯区的考察归纳，从1985年起，中央对性产业的集中打击，都是因为该地域的性产业已经具备三个特征：
①卖淫业主和各种配套服务，都开始集中在同一个场所内，同时地和共同地营业。即所谓“吃喝嫖赌抽，不用出大楼”。
②集中统一，全面系统的经营管理已经开始“浮出水面”，甚至开始制度化。
③性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认为已经开始形成，已经开始在社会生活中，甚至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根据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思维习惯，这三大趋势被毫无疑问地定性为：企图把目前中国所存在的暗娼活动，向前推进一大步，朝着正规化的妓院体制发展。而且很有可能向公娼制发展，甚至可能向政治权力的“黑社会化”发展。
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性产业的问题，而是威胁到现行政治制度的生存的根本问题。一个在理论上连卖淫都不能容忍的国家，一个在实践中连暗娼都试图根除的政府，无论由什么人来领导，无论性产业在某个区域经济里实现了多重要的创收成果，都绝不会容许这种令当局毛骨悚然的发展。扫荡它是必然的和必须的。
除了全国瞩目的集中清理性交易场所的行动，在平时政府该如何控制性产业的影响力？打击的目标是让嫖客产生畏惧感和破坏拉客的环境。小姐不怕抓，而且都早已练好口供和隐蔽职业身份的技能，真正性交易的场所十分隐秘也抓不住。扫黄的罚款其实大多是由嫖客贡献，敢不交？不交就通知你单位，通知你家人，在社会的压力里你总有一个怕的。英国内政大臣雅基·史密斯也有理论：“妓女大多是被迫卖淫的，女人对此没有选择权，但嫖客有选择权，因此他们是从源头上创造了卖淫需求的一群人，因而要切断卖淫业的需求源头，就应该从惩罚嫖客入手，这样才能解救卖淫对女性的伤害。”
而破坏拉客的环境就是让妈咪变成煮姨如今这般身份的直接原因。甚至在一些店面里，妈咪和鸡头已经消失。嫖客与小姐直接接触，这既不能抬价也无法宣传。只能在张皇中猎取每一单收益。那么她们的收入在北京算什么水平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5年4月公布了《女性生活蓝皮书·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2015）》，2014年9月北京被调查女性平均月收入为9361.6元，其中最低为200元，最高为10万元。而北京城女性平均期望工资为15236.3元，是平均月收入的1.62倍。被调查女性家庭平均月收入为22526.7元，女性对家庭月收入贡献度为32.3%。95%的被调查女性感到有工作压力，20至29岁的女性有81%的期望将提高收入的办法在工作机遇、进修、投资方式转变等选项中选择了寄寓于（可能的）丈夫身上。
再对比一下性工作者的收入。据三位业内人士分别透露，数据基本相似，在客流多生意好时，月收入在2万到3万之间。但近几个月只能维持1万出头。店里的小姐们大多有男朋友，经济相互独立，有的愿意花钱资助男方，至少也是不需要男方反资助的水平。这种比职场平均收入高一些的水平终让社会舆论里嫉妒与愤怒难以区分。一般公众对于小姐们的误解，不仅仅在于夸大她们的收入，还在于几乎根本不了解她们所冒的风险，以为小姐们纯粹是干拿钱，一点也不用付出。在女性中，高龄女性对此行业的不认可表现为认为其是对传统道德风尚的破坏；中龄女性主要不平于收入差距，并谴责其好吃懒做；20多岁的年轻女性则担心选夫问题。在我调查的北京市N大学学生及街坊邻居的20人中，街坊邻居情绪基本为负面。一位该店旁边来自东北的水果店阿姨称，“她们经常来买水果，但从不交流，买完就走。作为邻居也没任何往来。毕竟与我们不是一类人。”以相异的“他者”来审视，这已是邻里最温和的态度。在这所女生众多的N大学里，学生在被询问时多会怀着好奇和同情的眼光，但对其知之甚少也是普遍的实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并非是他者在树立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树立此者的过程中确立他者。”她们的国度，她们的价值观离我们有多远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消除群体之间的壁垒呢？对此，我们需要长期的探索。所谓探索，就是在看似不可为的领域里开辟出有为的空间。
首先，什么是卖淫？为什么卖淫会被普遍认为是不道德的？潘绥铭教授的解释最具代表性。
现在最通用的卖淫定义一般包含四个要素。
1.双方自愿，否则是强奸。
2.有性交合，否则仅是色情服务。
3.现金交易，给对方买房子买东西，或者给对方其他实惠和其他利益则不算。
4.以性交合的次数或者性交持续的时间长短来计算卖淫的价格。例如“打炮”是按照性交一次来计价的，“包夜”是按照时间的长短来计价。而长期供养对方，或者不以“性”为计量单位的则不算。
这样的卖淫定义，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事实上的卖淫行为不占据第三和第四点。比如，网易新闻有粗略的统计，近几年抓获的贪官污吏里有95%以上有养情妇的情节。但是在量刑上却一般只作为生活作风问题不处理。男人的隐蔽纳妾，养情妇，给情妇帮忙使其获得实惠等行为，女人的“傍大款”、“做小蜜”、“当外室”往往都不是现金交易，也并非以性为获利计量。但是谁都知道，这种“性交易”中互换的真正价值，往往比暗娼直接卖淫的金钱收入要高得多，有用得多。“以利获性”、“以性获利”、“以权获性”、“以性获权”虽然都比较间接，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卖淫和买淫。无论怎么开脱，也改变不了这个性质。
而社会对此的不禁止，不惩罚，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为难以发现，难以确定或者难以与通奸相区别。真正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卖淫都是卖给各种各样的社会上层人物的，至少也是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主要顾客。之所以不把它们定成卖淫，不去禁止和惩罚，就是为了保护社会上层的切身利益。
至于现在所定义的那种卖淫，则主要是以社会的中层和下层为顾客的，无论怎么禁止和惩罚，也不会伤到上流社会的一根毫毛，反而可以显示一下：上层人物是多么地关心平民百姓的道德完善。
作为群众的道德判断，始终面对社会控制与人性抗辩之间的抵牾。需要警惕的是表态文化的侵蚀。此种人格悲剧跳脱了前者的矛盾，认为“态”是一定要“表”的，而且必须“表”对，政治正确；至于自己的实际行为和切身利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两者必须分离，甚至必须相互矛盾。久而久之，不仅没有人会察觉其中的矛盾，而且许多人（为官者居多）会发现它大有好处。于是“表态”就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民族习惯。在“道德万能论”盛行的古老国度，必然少不了一些个大大小小的禁区，这禁区既包括语言的，又包括行为的，更多的则是思想的。我们现在“扫黄”和禁娼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继续促使人们不要偏离“表态文化”之路。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避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简单化的认识方法，正视令人唾沫横飞的道德情感和难得糊涂。
而性产业也对此打压努力做着自己的突破。性产业的经济纽带已经把许多行业和个人都拉进了一个“共荣圈”。社会学有这样的理论：一种社会现象能不能生存和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看有多少人参与它，而是看有多少人不反对它，尤其是并不真的用行动去反对它。当前中国之所以会“越扫越黄，越禁越昌（娼）”，甚至当一个地区开始开发时总会伴生着红灯区的出现，确有这个原因。
社会有没有可能杜绝性工作者的存在呢？即使是在六七十年代的苏州，文革全线紧张的时期，仍有种属于女孩的职业叫3-3-3，3斤粮票，3尺布票，3角钱，在苏州的夜花园里完成性交易。一个没有性工作者的社会，总会让一部分人想办法创造出性工作者的社会。恩格斯认为，“随着财产不均现象的产生，作为它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献身于男性的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这归因为两点：卖淫是男权社会和贫富不均的必然产物。
国际上，对卖淫行为的隐忧的反社会因素注重程度不同时经常会采取波动的政策。如英国70年代性解放潮流当下，工党当政之下的性传播就较为宽放；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上台后，加强了对色情业管束的力度；90年代布莱尔政府则相对又宽松一些。2010年英国官方报告曾建议立法管理妓院及按摩院，像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就默许按摩院或桑拿室内的卖淫活动，只要居民不反对，警方就不会取缔它们。法国对卖淫业有比较完全的非法规定。萨科齐提出“国内治安法”后却引发了妓女的大规模抗议，曲光娣认为，禁娼后使妓女处境更危险的原因不在于禁止本身，而在于禁止之后的后续出路措施没有跟上。
潘绥铭教授在《存在与荒谬》一书中对南方某地红灯区的考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一天，性产业的“共荣圈”会不会壮大到使得扫黄与禁娼反而不得人心了呢？1997年被红灯区带起经济的某地已经是如此，但全中国太大，潘老师谨慎地没有做出完全的回答。在今日，也许还是一个问题。
像煮姨这样的店面，作为社会大环境里的个体店面如何体现这种反抗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在21世纪的前15年里，在中国18岁到61岁的男人里，找过小姐的比例在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可能会增加到17%左右。
可是，奇怪的是，根据国家的权威统计，在21世纪这15年不断扫黄的情况下，全中国的公安机关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却是先升后降。
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警察“创收制度”的改变。在2001年以前，警察可以从每一单罚款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工作经费。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警察（和各种辅助人员）的积极性，不断加大力度去抓卖淫嫖娼。广东的老百姓会指着派出所的大楼说：“嫖娼的修的墙，卖淫的装的窗。”此后，打击国家的政策变成了“收支两条线”。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任何罚款，首先必须全部上缴，然后国家再根据需要，拨款给机关，而且并不是根据你罚款的多少来拨款的。简单一句话就是：再也没有了“提成”。你罚款再多，对你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如此一来，抓小姐的所有人，积极性全都一落千丈。此后的一切抓，全靠每年几次的扫黄运动和上级的强迫命令。
这样，政府就可以视为三个部分：下命令的中央、执行的地方和地方的具体官员。煮姨说老板和上面的关系很好，他开了两家店。也许隐喻着在新创收环境下，某种保护和对抗模式的嬗变。我向该地域的民警派出所采访时，接待处的警察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神色较为慌乱。他踱着步子说：“我们一直是严抓严打的态度，你看这两年这里这种店已经少了多少。”我立刻问：“那么少了多少呢？”他听后吐了口痰：“这个不能告诉你。”但他也提到，处理这种事件最难的是取证，必须跟踪、监控、前后门堵截抓现行，还要从心理素质不强的嫖客口供里突破。
以上，大体是此行业今日的政治环境。
娄姐：性工作者与采访者的自我修养
娄姐相貌并没有多好看，是我在接触久了以后，才逐渐发现的事实。我首次登门时，娄姐显然把我当成了潜在的客户。所以当娄姐用职业眼神看我时，确实让人感到极有勾魂的魅力。而娄姐平时与其他姑娘嬉戏打闹，眼神虽不如此妩媚，却也十分和善。娄姐体态微胖，娃娃脸型和很有内容的眼神，总有点像我高中理科班的班花，那个可以按天来作为计算被表白频率单位的姑娘。娄姐只与一两个姑娘关系很近，当她们不在时，她只会安静地看着电脑上的宫剧。随着客人的来去，变换着妩媚与凝滞。
采访娄姐时，娄姐只是轻淡地提到，“这是命”。娄姐没有细说，她斜靠在扶椅上，单薄的红衣下露出右胸至肩胛一条蜿蜒的刺青。她将一支烟点燃，夹在手中，眼神落点在电脑屏幕的边缘，形成一幅极有张力的画面。我不知道这是她的职业习惯还是不经意间的本性流露，也无法细问。但对于这些姑娘而言，能把自己的生活和职业两相忘我是必须学会的技能。有一天，我问一个叫“小燕子”的姑娘娄姐哪儿去了。“小燕子”嘿嘿一笑，“你是不是看上她了，男人都喜欢她那样的。”娄姐的职业素养是店里最好的，至少是最有敬业精神的姑娘，是店里姑娘们的共识。当她开始看一个敲门的男人的眼神，一个职业化的仪式就已经降临。一位老警察曾说：“我看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小姐）；可是她看我，我一下子就知道她是不是。”煮姨称娄姐每隔两三个月就回家检查卫生，比谁都勤快。一次，一个男人走后，娄姐出来面露嗔色：“他吃我脚”。姑娘们哄堂大笑。娄姐对男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献给工作的性和送给男友的性，对于姑娘而言，永远不是一码事。比如，这里的姑娘们不会和嫖客接吻。相传在中国古代的某个王朝，大多数妓女们也拒绝和嫖客接吻。因为她们期盼自己的出路是被赎身，身上要留一块最后干净的地方送给那个将会是此生对她最有恩的男人。这里的姑娘们只是说，“和他们接吻很恶心”。也许亲吻对于她们而言，也有着某种感情的意义，或者也仅仅是嫌口臭。作为性工作者必须把职业行为与自己的人品彻底分开，把上班与下班严格分开。否则，她也无法做下去。如果客人企图把纯粹的钱与肉的交易，打扮成一般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这样的狂妄是注定要失败的。
娄姐对采访者的戒心一直比其他姑娘强一些。话总是不愿说得太多。她在我心中经典的形象，永远是安静地抽着烟，轻淡的眼神漂浮在空中，似乎是沉思，也似乎仅仅是疲惫。事实上，此行业的大部分姑娘都自尊心极强。抗拒与社会主流人群的对话。这不是她们的错，是社会舆论的现状让她们只能处于这个方向。有时店里会有三四个姑娘，但常常是在仅有一张床和一台电视组成的隔间里各自沉默，尽管天花板彼此相通。对于采访者而言，这是难度不小的考验。最初，我采访这些姑娘时还使用着单纯付采访费的笨办法。但我很快发现我这样做只是雇她们说我想听的话，某种意义上似乎与嫖娼也没什么差别。一次采访中，一位妈咪听了我的来意，收下钱后指派了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姑娘，告诉她：“把能说的说了，不能说的就把钱退给他。”确实是人精，我无法保证那次采访所听到内容的真实性。
后来我致信潘绥铭教授，讲了我的囹圄。潘教授指导我学会去做她们的朋友。这是这篇报告能真的写就的转机。2016年的2月7日，我去给她们拜年，她们带着自己的朋友请我一起在簋街吃年夜饭。当爆竹声渐渐浓烈之后，一个姑娘碰杯时说：“一开始你来采访，我隐瞒了很多。因为不是所有问题我都愿意和一个陌生人谈，我也有自己的底线。”
怎样能够被她们接纳，认可，允许在她们的生活圈子里出现，以此获得真相。这是所有作为采访此类话题的新手们需要掌握的技能。曾看过一个也调查性工作者的姑娘这样讲自己的困惑。她问：
“我想我是用满腔热忱和十分真诚去跟小姐做访谈的，在接触到小姐之前，我同情她们，她们是弱势群体，她们会被骗、被偷抢、被人身伤害等等，我总是相信她们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去从事这一行业。我接触她们后，尤其是了解越来越多以后，我在想，她们需要同情吗？我们总是说“帮助”，可是我们究竟帮助了她们什么？她们需要的无非是金钱和感情，我所作的，无非是在她们空虚无聊的时候当个陪聊，当个倾诉的对象，对我们而言，反而是她越聊越好，越倾诉越好，正好搜集更多的材料。
参与观察的时候，出于搜集材料和拉近关系的目的，我克制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劲。别的不说，单拿包二奶这事来说，简直就是狼狈为奸嘛！男的无一例外都有家有孩子，小姐呢，或者有家有孩子，或者单身汉。我每次看见她们眉飞色舞地炫耀着自己怎样打败人家老婆，听她们诉说怎样陷入感情不能自拔，有点良心的觉得反正是为了钱其他不应太过分，狠一点的真是又要骗钱又要堵死别人的活路，我简直就不想再听她们说下去了！当二奶便罢了，为什么要刻意破坏他人家庭呢？！难道还真以为能升级做大吗？没错，社会上也流行小三，流行包二奶，在性产业圈里，那实际上几乎每个小姐都是小三，都是二奶，规模不是一般的强大。现在，小姐要是再向我倾诉二奶的感情纠葛，我一概说‘破坏别人的家庭是不好的’，忍不住了！”
我非社会学专业，不能妄言性工作者的价值观是在什么程度上颠覆了这位采访姑娘的心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在踏进那扇门，跟她们说明来意，面对困惑忐忑的眼神，可能略显尴尬地提出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之前，想清楚我们真的做好聆听她们回答的准备了吗。是否真的愿意把自己溶于她们的生活，做出一定程度的去自我，忘掉自我的价值判断，甚至采访者是否愿意让被采访者注意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呢。毕竟无法相互尊重的采访方式对双方的生活都是惊扰。
说到这儿，我想起自己在深夜的一个梦。我梦到采访的姑娘们得罪了有权势的嫖客，一群打手冲向这家店。我看到这一幕飞快地跑去告诉她们，“有危险，快走啊。”而她们却仍在嘻嘻哈哈，无动于衷。最终惨剧发生，在棒子向一个姑娘的头上砸去时我从梦里惊醒。醒来之后，惊魂未定，呆滞地坐在电脑旁看着文献。十分钟后我才意识到，我并非此行业的人，我在难过个什么劲儿呢？
A姐：吸毒、嫖妓关系与心理防卫机制的重建
我问煮姨，有和客人谈恋爱的姑娘吗。煮姨笑着说：“那就是她们自己的事儿咯。”她顿了顿，提起了A姐。A姐从我采访后的第三天就已经离开，关于她的故事，都来自其他姑娘的描述。A姐是店里唯一一位有吸毒史的姑娘，但这种经历并没有让她获得业内的尊敬。在姑娘们选择入这一行的契机前，第一原因无疑是经济问题，而紧随其后的，甚至在某些时刻是最让姑娘下定决心的原因基本都是感情挫折。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情感方面的挫折，可以摧毁她的整个人生信念，可是很多人（包括女人自己）谈论这个问题时，却没有把小姐们的选择包括进来。
A姐就是这样的姑娘。和男朋友的暴力分手，让她染上了毒瘾，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她在昂贵的毒资支出面前汇合了成为一个小姐的两大动力。来到这边后，性情更加古怪。不知是毒瘾让她更加郁郁寡欢，远离人群，还是因为这种性情让她只能借毒品的幻觉慰藉。A姐似乎在一段时间和一位客人走得很近，但是很快也没了下文。姑娘们也无心好奇此事，只是她从那之后更加不愿意和姑娘们交谈，在店里最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踽踽独行。
心理防卫和掩藏程度较高是姑娘们的共性。一方面在随时都可能被警察盯梢、嫖客恫吓或做出种种出格行为的生活环境里，她们在明，而危险隐伏在每日的迷雾之中，无法不担惊受怕。即使是年龄最长、危险程度最轻的煮姨，提起这两年的感受，说的最多的还是“每天都提心吊胆”。而姑娘们更是如此，她们需要畏惧的是未知的危险，生活的任务，家庭的忧虑（采访到的所有姑娘都称没有告诉家人她们在北京做什么），社会的舆论，和自我的审视。她们是当代社会里最亟需安全感的人群之一。
当一个姑娘开始走上这条路时，不会不对职业身份抱怨。这虽有基于性别意识和社会观念的矜持，更多的还是要逐渐适应心态的转变过程。一方面还在按照普通的男女性生活的标准来行事，来衡量对方；另一方面又已经开始按照卖淫职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经济收入。
如果说在她入这一行之前，她摇摆不定的原因是她的自信程度，是不是足以抗衡当小姐的吸引力，她的这种自信程度又有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那么在入行以后最折磨她精神的是她是否在这种生存状态里满足了自我的期望，如果没有，她能否主动地面对沉没成本。比如，我后面将着重讲述的六姐，她每隔几个月才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而且打完电话之后立刻就把电话卡扔掉，怕家里人找到她，当她提到家庭时总是控制不住的流泪。但她还是坚定地表示：“等玩够了再回去。”什么时候算玩够呢？其实这是一个相对被动和不确定的答案，是一种撒娇式的退行，是一种回避现实的自我防御机制。
作为新手不适应本职工作而产生的换条出路的想法，是每个小姐都必须经过的一关，但大部分也只是想想而已。可是这个时间点也是最容易让她们彻底离开此行业的契机，只要能有一份让她们相对满意的工作出路，或者仅是一份能在黑暗的森林里穿行的安全感寄托。
当姑娘们开始以沦陷者的姿态在行业里相对高薪的青春饭碗和似乎近在身边的被富豪相中包养的幻梦里迷失，又一次次被消耗的疲惫和对未知的恐惧打醒时，精神压力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当个体潜意识渴望保护自我的统一性不受到威胁，并且使自己从未解决的挫折和冲突之中解脱时，人的自我防御机制便开始启动。常见的自我防御机制包括否认、补偿作用、替代作用、幻想、压抑、投射、反向作用、合理化以及升华等。应该说，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过这种自欺的手段，以求保护自尊或缓和失败的痛苦。但是过度地依赖自我防御机制，必然是会出问题的。A姐的毒瘾，或者六姐的退行，无法令她们回到一个平稳的对话的社会状态之中。如果说社会舆论的眼光使得她们不得不紧抱一团，成为一个用职业认同和价值认同组建的国度，用与社会大多数不同的话语体系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群落。当这扇国门拒绝向社会大多数开启，并且以防御的紧张的姿态和主流人群抗衡，如果我们真的为了关心人性，帮助弱者，那么对于那些还无法脱离性产业的小姐，我们还不如首先教会她们如何尽快地建立自己的适度的心理防卫机制。这比看着，甚至逼着她们去吸毒要好得多。
另一个问题是，她们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国度有多大的疆域？是否能借她们社会圈子架构的人群之力缓解生存焦虑？除夕夜，当一个姑娘和我聊性工作的经历时，她服役军人的男朋友借抽烟之名离开了饭桌，当他返回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眶是红着的。他虽告诉我，“想采访什么就问吧，没关系，当我不存在。”但人之常情、常悲、常苦，还得相互舔舐。
从这一桌姑娘的谈话中我大体感受到，她们对煮姨和老板的评价都很高。有些姑娘还怀着对老板的感恩心态。这跟这家店在管理制度上相对宽松，而且没有鸡头这种剥削者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嫖客，姑娘们的反映较为极端。古代以及今日的香港，会把小姐所钟情的嫖客称为恩客，他们往往怜香惜玉，注重情感交流。但这样的客人在这里是很少见的。在这次调查中，没有嫖客本人愿意接受采访。从姑娘的描述以及潘绥铭教授近20年前的调研结果来分析，嫖客大多和姑娘们没有业务以外的往来。煮姨称：“有些客人会提我们无法接受的要求，这种人给多少钱也不接。”包括娄姐遇到的那个舔脚的男子，都在隐喻着一种嫖客与妓女间的对抗关系。有些嫖客是隔很久攒足一次嫖资，往往会玩得比较过火，他们甚至会吃性药，让姑娘们很是辛苦。甚至，在一些社会舆论中对性工作者评价最不客气的恰恰就是嫖客。这种心态可能是他们并不认为嫖娼是双方自愿的，而是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被暗娼勾引了，暗娼才是真正的祸水。所以他们总是试图加害于暗娼，以便证明自己只是好人一时失足，或者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破坏欲和控制感，而本质原因还是从妓院离开回归社会群体时感受到的道德感上的失衡。
这些问题的出路，都是我们必须用去道德化的眼光审视这个职业。这样来看，“失足妇女”这个称呼真的合适吗？
戚姐、凌姐：自我寻回之路
戚姐对凌姐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只要你做了一分钟，小姐这名你就背上了。你要是现在就退出，还没挣到钱，你就是个二百五的小姐。要么咬牙做下去，要么跟着我做生意。”说这话的时候，凌姐正在为被客人欺负痛哭。凌姐不是N大学周边这家店里的姑娘，她那时刚刚入职附近酒吧里的陪客小姐。更为光鲜的夜生活背后，也隐藏着更多的危机。戚姐此时也刚从店里脱身，在酒吧里陪客户聊天，去验证她在韩国旅游中意识到整形行业的商机。她告诉凌姐：“我出身跟你一样，我也经历过这个时候。”凌姐在这次痛哭之后，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决定跟着戚姐投身微创整形机构。
今日，戚姐已经可以在年夜饭桌上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生意经，凌姐也拥有了一辆比亚迪坐骑。但是回顾这一年，如何从习惯了挣“软”钱的生活到真正变成一个生意人，还是克服了太多的不适应。对凌姐而言，动摇的念头不亚于刚冠上陪客小姐的身份。地面的生活似乎总不济天空之上所能抢夺的机会。“至少，比以前的生活踏实。”凌姐说这是让她坚持下来的动力。
“我真的特别缺乏安全感，我经常找年纪比我大的，比我成功的人取经。如果只剩我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句话里戚姐重复了六次“我”。年纪只有22岁的戚姐，已凭月入六七万的经济条件在叹息攒动的北京城也能过着很体面的生活。并且这种体面已经几乎与之前的身份无关。戚姐口才伶俐，常常是一群姑娘们的焦点，她坚信作为双子座的宿命注定是与内心的不安对抗。谈到两年前的小姐身份，戚姐已经平淡地说，“那个时候我并不缺钱，可能就是受打击太大了吧。”据戚姐回忆，那时有一个相恋很久的男朋友，戚姐却始终对他缄口不提自身的家庭。直到一天，她的男朋友突然造访她父母的家庭，意外发现这个北漂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后来，男朋友选择了分手。而她在这段时间受到的情感打击让她选择了走向娼门。
戚姐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眼睛眨得很快。我不知这是因为这段往事太令人痛苦，还是它的真实性有一点存疑。尽管经历可能在描述中失真，但价值观却很难造假。戚姐应该在那段时间确实是有经济上的困难，并且遭到了情感上的挫折。而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挫折至少在主观上与经济困难产生了一种影射联系，引发了戚姐的生存焦虑，激起经久不衰的自卑浪潮。在戚姐的微信朋友圈里，自拍照的频率明显要比同年龄的女大学生多了太多。
如果不是我在店里遇到戚姐回来访友，如果不是戚姐本人亲自讲述，很难相信这位总是在笑声里引起他人侧目，眉宇间的气场和当红网络游戏女主播Miss非常相似的姑娘会有这样一段往事。戚姐返回店里时，六姐送了她一件价格180元的白色毛衣，戚姐珍重地包好，一天都带在身上。
六姐：“宝贝儿啊，都这么久了，你都不想爸爸吗”
六姐是我在店里见过流泪次数最多，却也是笑起来最好看的姑娘。我问她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她伸开手一把搂住戚姐，开心地说，“我的愿望啊，就是永远和戚姐在一起。”
这一天，是2016的除夕。下午四点我去拜年时，煮姨已经多做了好几道菜，另一家店里的妈咪也过来串门，这位妈咪着装打扮极有风格，从头发到鞋底一黄到底的一派中年妇女行头，尽管可能实际年龄没这么老。五六个姑娘挤在本来只有10平米的客厅很显拥挤，但也格外热闹。
煮姨说：“才不回去过年，就等这几天来生意呢。”
我问：“那今天生意怎么样？”
六姐听后大笑，“哈哈哈，还没开张呢。要不你来帮我们开个张啊。”
煮姨把菜端出来后，六姐直呼煮姨大名，“刘某某，诶，老太婆，你怎么煮了条鲫鱼，戚姐不吃鱼。”
“不是鲫鱼，是鲤鱼。”
“这怎么会是鲤鱼？”
“你看，这，这，鲤鱼才长这样。”
“哦，鲤鱼戚姐也不吃啊。”
戚姐帮煮姨打圆场，“我想喝酒，我们买点520吧。”
六姐扭头看戚姐，“戚姐你不是喝酒过敏吗？”
“喝一点红酒没关系的。”
“哈，你还骗我。你哪儿美啊？”
“哪儿都美。”
六姐和戚姐便嬉戏起来，在我面前毫不避讳地互相掐捏大腿和胸部。
一身黄的妈咪跟煮姨说，“咱俩去，让他们聊去吧。”
二人走后，六姐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每隔三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打完就赶紧把电话卡扔了，怕他们把我绑回去。
“昨天，我给我爸拜年。我爸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初七就回去了。
“我爸就问我，宝贝儿啊，都这么久了，你都不想爸爸吗。
“我当时就哭了。”六姐此时眼睛里也转着泪花。
“初七我真的一定要回去，买不到票了我转车也回去。”
六姐突然情绪变化，泣不成声。戚姐和小燕子也眼眶红润。戚姐搂着她说：“过年呢，别哭啊。”
等六姐情绪稳定后，我尝试问她家里的情况。六姐说：“不敢告诉家里人，那还不打死我。等我玩够了就会回去吧。”
在这几个姑娘中，戚姐全家都住在北京，娄姐每隔几个月回一趟家。其他姑娘却基本是一年一归，像“小燕子”过年也不回去，留在这里与煮姨作伴。我问煮姨过年打不打算出去旅游，煮姨听后哈哈大笑，有这钱谁还干这个啊。
戚姐早就提醒我，尊重这些姑娘就是别对她们的家庭问太多。但是她们对家庭的渴望却和天下所有女人一样。潘绥铭教授分析，有的姑娘会把养父母挂在嘴边，就是因为她对原来的爱人已经意断情绝，已经对自己的小家丧失信心；所以只能把父母继续当作自己的家，以便自己能够向这个家继续效忠和奉献。
A姐究竟是因为缺少了什么东西才会如此贪恋毒瘾？她有过钱，满足过虚荣。可是她仍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无法排遣自己身在异城的不安。
六姐可以在我或客人面前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的率性。是因为她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她是在下意识地摹仿着在家里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如果非要她把客人看作一只只的钱包，她的“家”就不存在了，那么她所谓“玩够了就回去”也许就真的近在咫尺。
戚姐的男朋友是个有些结巴的大男孩，在年夜饭桌上很多时候只是安静的笑。这与戚姐的性格是极大的反差。但男孩说，她是我圈子里最特别的一个，也许我也是吧。这一夜的凌晨，两人双双发了新年祝福的朋友圈，互相评论里能感受到泪痕未拭的相互依偎。
戚姐在已经有别的职业后还偶尔会回来看看，这边的姑娘和在她选择离开时愿意资助她做生意的老板对她的生活意义远大于职场上一般的同事或上级。
2月18日，煮姨拉上窗帘，锁好门窗，把太阳灯搬进了隔间，在门口贴上了“转让”的字样。这是这种店最常见的暂别。“老板给她们放假啦，都回去过年了。你也早点回去吧，保重啊。”
中年发福的煮姨站在街口，等红灯变绿后招了招手。乌鸦目送着一个国度的消失，就像那个神秘的老板从未被它们见过。（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