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一直都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这段时间实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荡，这期间实行的必为“暴政”。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结果去为前因定性，难免会出现失误。王莽成为逆贼和暴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则是另一个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样的政绩，因为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全文]

公元650年，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与此同时，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

可是到了永徽三年（652年）十一月，长安却突然爆发了一起惊天大案。

一切都来得太过迅猛，让朝野上下都感到猝不及防。而帝国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则利用此案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

没有人会料到，这场血雨腥风的源头，居然仅仅是一起毫不起眼的性骚扰案。 [全文]

《后汉书·蔡邕列传》中记载了这三年间蔡邕做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的部下要尊董卓和当年的姜太公一样为“尚父”。董卓就和蔡邕商量，蔡邕说：“姜太公辅佐周朝，主要是受命灭掉商朝，所以称其为尚父。现在您的威德尽管也很大，可是和姜太公比，我私下里认为还不行。应该等到关东平定了，回京以后，再做进一步商量！”结果是：“卓从其言”。

第二件事：初平二年，董卓问蔡邕：“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地震啊？”蔡邕回答说：“地震是因为阴气太盛侵犯了阳气，是臣子超越了礼制造成的。就像您前年春天去郊外乘坐了超规格的金华青盖一样。于是，此后董卓改乘帛盖车。

作为文艺大师的蔡邕估计也只能做这些了，然而对于蔡邕的建议，董卓大多弃之一边。蔡邕自己也“恨其言少从”，多次想东奔兖州或者遁逃山东，后来考虑到自己“状异恒人”，“名头太大”，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有很多人想一睹为快，藏不住，才作罢。

所以，对定罪蔡邕，当时的最高军事长官、太尉马日磾就不认可！他当众争辩道：“蔡伯喈是旷世逸才，知道的汉代史事最多，应当让他写完汉史，成就一代大典。况且蔡邕一向忠孝闻名，而仅仅因为一句叹息就连坐下狱，缺少说服力，杀了他定会让很多人失望的！”

当王允以“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复使吾党蒙其汕议”的严词拒绝后，马日磾绝望地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

事实不幸让马日磾全部言中。随后，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的辅军（参谋）贾诩鼓动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率众而西，直取长安，王允最后落了个灭族的下场！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