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时代的律动--新中国50年音乐艺术回眸

  世纪之初,在文化浪潮的裹挟之下,千百年来涵养着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传统音乐,开邕了它与“新音乐”彼消此长的冲突与融合的进程。中国的近现代音乐就在这种挑战与机遇之间迈开脚步。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反抗军阀、抵御外辱、争取自由解放,终于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院系调整、院团整编,形成了新的教育体系和表演团体分布网。音乐工作者把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都化作了和谐的乐意。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展演的成果,不仅多姿多彩,而且显示出相当的艺术水准。在“双百”方针、“音乐周”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及后来的“三化”方针的鼓舞下,音乐事业总体上一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50年代末以后,艺术上炉火纯青的作品陆续出现。《江姐》一剧,标志着民族歌剧艺术的成熟;革命战争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大合唱,在《长征组歌》和史诗《东方红》中大放异彩;交响乐也因特别注意音乐的标题性、旋律的可唱性以及从民族传统音乐中汲取音调特征而受到听众的普遍欢迎;本时期民族乐队作品中改编、移植的部分取得突出成就。“十七年”音乐总体呈现以下趋势:前期作口题材、体裁均较为宽泛,呈多样化态势;6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渐居主导地位。

  “文革”十年,万马齐喑。音乐生活一度出现只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委八项注意》3首歌的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但作曲家们仍在夹疑中创作出了《北京颂歌》、《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等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也给当时的钢琴音乐创作带来一些生机。

  进入新时期,音乐领域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可喜局面。歌剧艺术紧跟时代步伐,追求“土”与“洋”、传统与现代的高度融全;民族乐队作品创作受到专业作曲家特别关注,形成全面突破,显示出创作队伍驾驭大型作品的能力;“新潮”作品咄咄逼人,从交响乐到民族乐队作品都留下他们深深的探索痕迹;仿古出现热潮,仿古出现热潮,仿古乐舞中一些独唱、独奏和舞蹈段落流传全国。总体来看,新时期音乐经过苦苦反思,终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此时,探索求新便成为主要创作心理。由于彻底摆脱了政治束缚,音乐园地又一次“百花齐放”,从题材到体裁都呈现多元发展势头。

   90年代以来,音乐走向市场的趋势渐趋明显;音乐品种格局悄然改观:音乐剧、现代流行音乐等,都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无论何种音乐形式,都只有在表达民族内涵的条件下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新中国50年艰难而辉煌的音乐历程可以作证。


热烈而和谐的乐音

  50年代,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热烈氛围中,音乐创作空前繁荣:歌曲《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一条心》、《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管弦乐《山林之歌》、《春节组曲》、民族管弦乐(移植)作品《瑶族舞曲》;钢琴独奏曲《新疆舞曲》、《儿童组曲》以及一些优秀的歌剧、舞剧作品成为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品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大展风姿。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优秀作品有:歌曲《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交响诗《嘎达梅林》;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民乐合奏《喜洋洋》等。

  管弦乐曲《春节组曲》
  音乐以陕北秧歌和民歌为素材,情绪热烈,于1965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首演。“音乐周”历时23天,是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成果大展演。其间演出歌剧4部、交响乐8部、大合唱和声乐组曲12部、民族管弦乐曲32部以及大量中小型声乐、器乐作品。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1959年在上海首演,俞丽拿小提琴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优美的越剧唱腔、丰富的戏曲音乐表现手法、协奏曲惯用的奏鸣曲式被创造性地融在一起,成为中国交响乐民族化的杰出范本,自诞生之日起常演不衰。


歌剧再掀高潮

  在延安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新歌剧《白毛女》,成为中国歌剧自我确立的标志。进入50年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
《草原之歌》、《刘胡兰》等作品。50年代末60年代初,《洪湖赤卫队》、《刘三姐》、
《红珊瑚》、《望夫云》、《柯山红日》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尤其是《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华彩乐章。
   创作舞剧的条件到50年代中期已经成熟,出现了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小刀会》等力作;1958年以后的现代舞剧《五朵红云》,芭蕾舞剧《鱼美人》、《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均为中国舞剧中的佼佼者。

  歌剧《江姐》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歌剧团在北京首演。它把四川民歌作为基本素材,融合了众多戏曲、说唱种类的音乐因素,形成了以歌曲连缀体为骨架,与主题贯穿发展、戏曲板腔化手法有机结合的音乐结构。反复出现的主题曲《红梅赞》成为江姐形象的概括性音乐基调。它巨大的戏剧张力、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在创造民族宣叙调等方面提供的新鲜经验,使之在民族歌剧创作过程中达到阶段性顶峰。

  歌剧《洪湖赤卫队》
  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院在武汉首演。歌剧以湖北民间音乐为素材,运用主题贯穿和戏剧板腔化手法,营造了连贯的戏剧冲突,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在民间音乐个性化、戏剧化方面取得重大收获。

  1957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首演舞剧《宝莲灯》,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剧情取材于民间神话“劈山救母”。作曲家广泛吸收传统戏曲、民间歌舞和民歌的音乐素材,运用主题贯穿手法刻画人物、推进剧情,填补了中国作曲家在大型舞剧音乐创作领域的空白。


追忆峥嵘岁月

  60年代中期,“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针促进了音乐创作,出现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以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场面,展现了1921年以来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欢庆新生的生动画卷。音乐方面充分发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历史歌曲的作用,同时谱写了10余首新歌和众多舞蹈乐章。音乐、舞蹈、戏剧、诗歌、美术等艺术种类的融合,构成了作品史诗般的宏伟风格。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而作,1965年北京部队战友歌舞团在北京首演。长征经过地区的民间音乐和与红军歌曲音调的有机结合,生动地再现了红军长征艰苦而壮丽的岁月,抒发了人民军队崇高的英雄主义情怀。


反思·探索·出新

  新时期到来,与国家和人民共命运的音乐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振奋人心的作品。如歌曲《祝酒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党啊,亲爱的妈妈》、《十五的月亮》;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民乐合唱奏曲《蜀宫夜宴》;交响乐《黔岭素描》、《云南音诗》;歌剧《星光啊星光》、《傲蕾·一兰》、《第一百个新娘》、《伤逝》、《壮丽的婚礼》、《芳草心》、《深宫欲海》、《原野》;舞剧《丝路花雨》、《文成公主》,古典乐舞《仿唐乐舞》、《编钟乐舞》、《长安乐舞》等。其间“新潮”音乐作品曾引起乐坛震动,如《为拉弦乐队而作的组曲》、《Mong Dong》等。

  歌剧《原野》
  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1987年首演。创作者大胆运用民族、浪漫派、现代派相互融合的音乐语言,以宣叙风格诵唱展开情节;以乐队与人声的交响和重唱、合唱的叠置推进矛盾冲突,在歌剧交响性立体化方面取得成功,使作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歌剧艺术探索与积累的集大成者。1988年赴美演出引起轰动。

  仿古乐舞《编钟乐舞》
  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最重大发现。全套编钟64枚,重2500多公斤,分三层悬挂,能演奏中外较复杂乐曲。它显示了战国初期我国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水平,为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水平,为我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尤其是乐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湖北大型仿古乐舞《编钟乐舞》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荆楚“舞乐文化”。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
  1982年“上海之春”音乐会首演,闲惠芬二胡独奏。乐曲分“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遥望篇”四个乐章。因构思宏大、意境深邃、乐旨展开多层次、音调民族色彩强烈,故首演告捷。它的成功为二胡艺术和民族乐队创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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